杨效雷:清代学者对“河图洛书”的考辩

清代学者对“河图洛书”的考辩

杨效雷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300073）

摘要：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和胡渭等清代学者崇尚考实求真的学术精神，比较令人信服地考证出“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并非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洛书。此考据成果及其考据过程值得学人给以足够的重视，予以充分的关注。古人将“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托名“河图洛书”以自重，今人大可不必如此。

易学发展至宋，流传出了“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和“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两种图式。朱熹郑重地将这两种图式置于其《周易本义》卷首，将“一六居下”的图式指为河图，将“戴九履一”的图式指为洛书，于是这两种图式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易学殿堂，甚至于认为“若非此则无以明《易》”。 “河图”“洛书”之名虽然屡见于文献记载，但仅有其名，而并无其形。以“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为“河图洛书”，缺乏实证，空口无凭，但由于朱熹的权威地位，和之者众而疑之者寡。怀疑者的意见反被斥为“怪妄之言”，而淹没在一片谴责声中。清代学者崇尚考实求真的学术精神，不因权威之言放弃对历史真实的探究。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和胡渭等学者相继著书立说，指出“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并非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洛书”，从而在中华易学史的长卷上写下了精彩的一笔。

一、黄氏兄弟和毛奇龄的考辩

清朝从先秦文献入手，首先向所谓“河图洛书”发起有效攻击的是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黄宗羲。在《易学象数论》中，黄宗羲一一分析了《周易·系辞上》、《尚书·顾命》和《论语·子罕》中有关“河图洛书”的原始记载，在此基础上指出，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洛书”绝不可能是“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他说：“欲明‘图书’之义，亦惟求之经文而已。六经之言‘图书’凡四：《书·顾命》曰‘河图在东序’；《论语》曰‘河不出图’；《礼运》曰‘河出马图’；《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由是而求之‘图书’之说，从可知矣。圣人之作《易》也，一则曰‘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再则曰‘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此章之义正与相类。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者，仰观于天也；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者，俯察于地也。谓之图者，山川险易、南北高深，如后世之图经是也；谓之书者，风土刚柔、户口阨塞，如夏之禹贡、周之职方是也；谓之河洛者，河洛为天下之中，凡四方所上‘图书’皆以河洛系其名也。《顾命》西序之‘大训’，犹今之祖训；东序之‘河图’犹今之黄册，故与宝玉杂陈。不然，其所陈者为龙马之蜕欤？抑伏羲画卦之稿本欤？无是理也。孔子之时，世莫宗周，列国各自有其人民土地，而河洛之‘图书’不至，无以知其盈虚消息之数，故叹河不出图。其与凤鸟言之者，凤不至为天时，图不出为人事，言天时、人事两无所据也。若‘图书’为画卦叙畴之原，则卦画畴叙之后，河复出图，将焉用之？而孔子叹之者，岂再欲为画卦之事耶？观于《论语》，而‘图书’之为地理益明矣。《礼运》出于汉儒，此可无论。扬子曰‘众言淆乱，则折诸圣经’。文既如是其明显，则后儒之纷纭徒为辞费而已矣。”［１］（卷一）黄宗羲以河图洛书为图经地志的说法，仅为猜测而已，后来受到胡渭的批驳，但其认为先秦文献所记载的河图洛书绝非“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的观点，还是很有意义的。

宋以来认定“一六居下”的图式为河图的人常引《周易·系辞》中“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和“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为证，认为“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的意思是“一与六合，二与七合，三与八合，四与九合，五与十合”。黄宗羲之弟黄宗炎对此质疑说：“然何以知其上下左右中之位置，又何以知其为图也？苟随声附和，不绎夫至理大道，似乎洋洋大观，倘按节而求之，据实而思之，其格格难通者多矣。”［２］（河图洛书辩）在《图学辨惑》中，黄宗炎谈了自己对“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和“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这两句话的理解。他说：“大传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不过言奇偶之数，未尝有上下左右中之位置也。曰‘天数五，地数五’，不过言一三五七九为奇，二四六八十为偶，未尝有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之配合也。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不过言奇与奇相得合之而成二十有五，偶与偶相得合之而成三十，未尝有生数成数及五行之所属也。以此为河图，绝无证据。”［２］（河图洛书辩）宋以来认定“戴九履一”的图式为洛书的人称此图式为“神龟献禹之文”，并说“禹得之而陈《洪范》，《洪范》篇中序列九事，造为九宫以奉之”。黄宗炎对此辩驳说：“洪者，大也。范者，法也。犹言治天下之大经大法也。盖治天下之大法有此九条，安取乎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乎？”［２］（河图洛书辩）

受其兄黄宗羲的影响，黄宗炎也认为河图洛书为后世之图经地志。他说：“河图洛书乃地理方册，载山川之险夷、壤赋之高下与五等六等班爵授禄之制度，若禹贡王制之类。特因儒者好为神奇，愈作怪妄，愈失真实矣。”［２］（河图洛书辩）

黄宗炎还分别探究了“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的思想渊源。关于“一六居下”的图式，黄宗炎认为其源于“老氏守中之义”。关于“戴九履一”的图式，黄宗炎认为其源于“老氏虚中之义”。最后，黄宗炎总结说：“‘图书’也者，守中与虚中也。……要皆陈氏借端汉儒，阐发增益，藏其吐纳烧炼之微意，实非画卦赐畴之正义。士君子果能观象玩辞、观变玩占，则‘图书’之星罗棋布者，真可屏诸稗谐之林，于《易》《范》奚取焉！”［２］（河图洛书辩）

黄宗羲只是指出“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非先秦文献所记载的河图洛书，但却没能指出这两种图式的渊源。黄宗炎指出这两种图式源于老子的“守中”和“虚中”的思想，然而缺乏文献依据，仅为推论而已。毛奇龄则明确指出“一六居下”的图式源于郑玄对《周易·系辞》中“大衍之数”的注释，而“戴九履一”的图式则源于《易纬·乾凿度》中记载的太乙行九宫法。

毛奇龄说：“凡欲指人之非者，必先得其人之所以非，而后可从而正之。如仅曰是非，则我所非者，彼以为是，无如何也；仅指其非而不能实指其所以非，则我所非者，彼终以为是，无如何也。”［３］因此，在《河图洛书原舛编》中，毛奇龄分别考证了“一六居下”的所谓“河图”与“戴九履一”的所谓“洛书”的文献渊源。

关于“一六居下”的所谓“河图”，毛奇龄说：“间尝学《易》淮西，见康成所注大衍之数，起而曰：‘此非河图乎？’则又思曰：‘焉有康成所注图而汉代迄今不一引之为据者？’则又思曰：‘大衍之数见于李氏《易解》者，干宝、崔憬言人人殊，何以皆并无河图之言？’则又思：‘康成所注大传，其于‘河出图’句既有成注，何以反引入《春秋纬》文，而不实指之为大衍之数？’于是恍然曰：‘图哉！图哉！吾今而知图之所来矣。抟之所为图即大衍之所为注也，然而大衍之注之断非河图者，则以河图之注之别有在也。’大衍之注曰：‘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天一生水在北，地二生火在南，天三生木在东，地四生金在西，天五生土在中，然而阳无偶，阴无配，未相成也，于是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与地二并，地八成木于东与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与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与天五并，而大衍之数成焉。’则此所为注，非即抟之所为图乎？康成但有注而无图，而抟窃之以为图。康成之注即可图，亦非河图，而抟窃之以为河图，其根其底，其曲其衷，明白显著，可谓极快。”［３］

毛奇龄学《易》读到郑玄对“大衍之数”的注释后，发现郑玄对“大衍之数”的注释如果用图式来表示，分明就是“一六居下”的所谓“河图”。如果“一六居下”的图式果真是先秦文献所记载的“河图”，那么郑玄注《周易·系辞》中“河出图”时完全可以明确指出“所谓河图即揲筮所称大衍之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者”，但是郑玄注《周易·系辞》中“河出图”时却引《春秋纬》说：“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成，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与大衍之数判然两分，毫不关联，可见，宋以后传出的“一六居下”的图式绝非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宋以后传出的“一六居下”的图式很可能是宋人根据郑玄对“大衍之数”的注释而绘制，并伪托以“河图”之名。

接着，毛奇龄又分析了自宋迄明，始终没有人发现这一问题的原因。他说：“然而赵宋元明千年长夜而及今而始得之其说有二：一则世之言河图者亦皆知大衍之数，然第以为河图之阳二十五点，河图之阴三十点，与大衍之数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共成五十有五者，其数相合已尔，而其天生地成、地生天成、或北或南、为水为火、能方能圆、有单有复、按之可为形、指之可为象，则河图有之，大衍不得而有之也，而孰知大衍之数其为形为象原自如此，而人初不知，其长夜一；一则魏晋以后，俗尚王学，而郑学稍废。其所遗注，第散见于《易》《诗》《书》《三礼》《春秋》疏义及《释文》《汉书》《文选》诸所引注，而迄无成书，故唐惟李鼎祚略采其注于《易解》中，而其在他书则惟王氏应麟复为汇辑而补于其后。此在刘、邵言《易》时皆未之见。今抟得其说而不言所自，或亦转得之他人而并其所自而亦不之知，皆未可定，则冥冥矣其长夜二。”［３］

毛奇龄认为，自宋迄明，始终没有人发现所谓“河图”源于郑玄的“大衍之数”注的原因有

二：1、所谓的“河图”之数与大衍之数吻合；2、郑学不被重视，湮没无闻。毛奇龄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是笔者认为还有更为深层的原因，那便是迷信权威的思维定式。所谓“河图”之数与大衍之数吻合，可以有两种可能：1、大衍之数源于所谓“河图”；2、所谓“河图”源于大衍之数。大多数人之所以习惯于认可前一种可能，而不去深思后一种可能，是由于官学权威朱熹的《周易本义》认为，“一六居下”的图式就是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远古时期的河图。

关于“戴九履一”的所谓洛书，毛奇龄说：“今之洛书则易纬家所谓太乙下九宫法也。”［３］太乙下九宫法是一种术数，《易纬·乾凿度》中有对太乙下九宫法的比较详细的叙述：“太乙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乙，当行于八卦日辰之间曰天乙，故《星躔》曰‘太乙、天乙主气之神’。其下行八卦，每四乃还于中央。中央者，北辰之所居也。天数以阳出，以阴入。阳起于子，阴起于午，是以太乙下九宫从坎宫始。坎中男始之言无偏也。自此而从于坤宫，坤，母也；又自此而从震宫，震，长男也；又自此而从巽宫，巽，长女。所行半矣，遂息于中央之宫。既又自此而从乾宫，乾，父也；又自此而从兑宫，兑，少女也；又自此而从艮宫，艮，少男也；又自此而从离宫，离，中女也。行则周矣，乃上游息于太乙天乙之庭而升于紫宫。”［４］（卷下）

毛奇龄指出，《易纬·乾凿度》中的这段文字如果用图式来表示，分明就是“戴九履一”的所谓洛书。如果“戴九履一”的图式果真为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洛书，那么，九宫就是洛书，《易纬·乾凿度》绝不会在九宫篇后又引《洛书》“摘六辟日以建纪者，岁也”之文。因此，毛奇龄说：“康成之注衍数而别释河图，与易纬之创宫法而另引洛书，二者正相符矣。”［３］“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本不是河图洛书，却被误认为河图洛书。朱熹以“一六居下”的图式为河图，“戴九履一”的图式为洛书，而宋刘牧在其《易数钩隐图》中却以“戴九履一”的图式为河图，“一六居下”的图式为洛书。对“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的误认和争论，缘于没有找到原作者。如果找到了原作者，就应以原作者的说法为准，毫无争辩的余地。毛奇龄以两则故事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道理。毛奇龄说：“昔有拾枯鱼泽中而以为神也。丹雘而享之，曰：鲍君神。然不禁遗鱼者之还见之也，趣使烹食，而人争为神不已。遗鱼者曰：‘此固吾所遗之物也，而神也乎？’邻有购鼎者误得一釜而争之，或称三牺，或称九牢，终岁不决，乃就范者而咨之。范者曰：‘此非吾所制五熟釜乎？’购者尚争曰：‘五熟岂无鼎？’曰：‘五熟固有鼎，而吾所制非是也。’而于是争者始息。”［３］

拾枯鱼者误以枯鱼为鲍君神，购鼎者误以釜为鼎，犹如宋以来人们误以“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为河图洛书；所购之鼎，或以为“三牺鼎”，或以为“九牢鼎”，犹如刘牧、朱熹之争；五熟有釜亦有鼎，犹如宋以来人们误以“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为河图洛书自有一番道理。但一经原作者指出其误认，则误认者唯有更正自己原先的错误认识，断无再做强辩之理。郑玄不以“一六居下”的图式为河图，《易纬·乾凿度》作者亦不以“戴九履一”的图式为洛书，因此，“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绝非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洛书。毛奇龄说：“此无他，则以遗鱼者与范釜者皆其物之所自来。他可争，此不可争也。”［３］

二、胡渭的考辩

在黄宗羲、黄宗炎和毛奇龄的基础上，胡渭进一步从七个方面对河图洛书加以考辩。

1、论伏羲作《易》之本不专在“图书”

关于伏羲作《易》之本，《周易·系辞》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根据《周易·系辞》中的这段记载，胡渭指出，伏羲氏创八卦是根据对天地万物的观察，而绝不仅仅是根据对河图洛书这一种事物的观察，后世把河图洛书作为八卦的唯一来源，实在是大谬不然。他说：“河图洛书乃仰观俯察中之一事，后世专以‘图书’为作《易》之由，非也。”［５］（卷一）

2、论天地之数不得为河图

关于天地之数，《周易·系辞》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胡渭认为，在《易传》之中，凡言数都是从蓍的角度谈的，与五行五方、天地生成、河图洛书毫无关系。他说：“其曰‘五位’者，即五奇五偶，非指天数之中五。一三五七九同为奇，二四六八十同为偶，是谓‘五位相得’。一与二，三与四，五与六，七与八，九与十，一奇一偶两两相配，是谓‘各有合’。于五行五方曷与焉？于天地生成曷与焉？于河图洛书曷与焉？”［５］（卷一）

胡渭认为，如果天地之数果真为河图的话，孔子完全可以明白地告诉大家：“此河图也”，何必故为廋词隐语，使天下后世之人百端猜测呢？况且，孔子在言天地之数章后谈及河图时，与“神物变化垂象”相提而并论之，从文气来看，河图与天地之数绝非一物。他说：“使‘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果为伏羲所则河图之象，夫子何难一言以明之曰‘此河图也’，而顾廋词隐语，使天下后世之人百端猜测邪？至其后章，虽言河图而与洛书并举，且与神物变化垂象比类而陈，文势语脉遥遥隔绝，又安见此河图者即前五十有五之数邪？”［５］（卷一）

3、论五行生成之数非河图并非大衍

在《河图洛书原舛编》中，毛奇龄曾指出“衍数河图截然两分，数不得为图，衍不得为画”。胡渭非常赞赏毛奇龄的“数不得为图，衍不得为画”的论断。他说：“‘数不得为图，衍不得为画’二句，真千古格言。”但是，胡渭又认为，毛奇龄把五行生成之数和大衍之数混为一谈是值得商榷的。他说：“顾其说犹有不尽然者，余不可以无辨。谨案：大衍者，揲蓍求卦之法也。大衍之数出于天地之数而非即天地之数。盖天地之数，《易》与《范》共之，凡天下之言数者未有外于此者也。大衍之数则唯《易》有之，《范》不得而有之也。”［５］（卷一）

4、论太极两仪四象非“图书”之所有

《周易·系辞》记载：“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周易·系辞》中的这段记载与河图洛书的关系似乎不大，但是由于刘牧《易数钩隐图》和朱熹《易学启蒙》把这段记载附会于河图洛书，“传习已久，世莫敢违”，所以胡渭“详著其说以明此节与‘图书’无涉”。［５］（卷一）

当时对“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传统解释是“两仪者，分而为二以象两也；四象者，揲之以四以象四时也”。对这一传统认识，胡渭提出质疑：“盖分而为二，不过分四十九策为左右。即不舍一为太极，其将不可分乎？安见此两为一之所生乎？揲之以四，不过以左右手四四而数其策。即不分为二，其将不可数乎？安见此四为两之所生乎？且太极形而上者也，两仪、四象、八卦皆形而下者也。八卦粲然成列，则两仪、四象亦必粲然成列。当分二揲四时，正在手中搬运，其所谓天地三才四时再闰者，特取譬之假象耳。若夫两仪、四象则参伍错综之余，通变而成文者也。四营未毕，格中无奇偶之数；三变未终，版上无老少之爻，又安见为两仪、四象哉？”［５］（卷一）

胡渭认为《周易·系辞》中的这段记载讲的是揲蓍求卦的过程。太极指“命筮之初，奇偶无形”；两仪指“四营而成易，合挂扐之策置之于格，或五或四则为奇，或九或八则为偶”；四象指“三变而成爻，画之于版，三奇为曰老阳，三偶为曰老阴，一奇二偶为曰少阳，一偶二奇为曰少阴”；八卦指“九变而为三画之小成，十八变而得二体之贞悔”。根据占得之八卦判定吉凶，根据吉凶确定趋避之道，这便是“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之义。［５］（卷一）胡渭的这一认识基于对《周易·系辞》上下文义的玩索。胡渭认为，《周易·系辞》中自“天一地二”至“存乎德行”四章大致谈的都是揲蓍求卦之事。他说：“‘天一地二’至‘存乎德行’四章大抵言揲蓍求卦之事。此节上文曰‘蓍之德圆而神’，而继之曰‘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是卦爻即揲蓍之所得，非《易》书已然之画也，故又曰‘神以知来’，曰‘是行神物以前民用’，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皆指蓍言也。”［５］（卷一）

联系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之后的“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之语，胡渭对自己的解释更加充满自信。他说：“故下文结言之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脉络分明，词旨融澈，其为揲蓍之序也何疑？……太极、两仪、四象之递生，其为揲蓍之序，益洞然而无疑矣。”［５］（卷一）

5、论“图书”不过为《易》兴先至之祥

如前所述，黄宗羲认为，河图指“山川险易，南北高深，如后世之图经”，洛书指“风土刚柔，户口阨塞，如夏之禹贡、周之职方”，之所以以“河洛”为名，是由于“河洛为天下之中，凡四方所上‘图书’皆以河洛系其名也”。在《河图洛书原舛编》中，毛奇龄说：“大抵图为规画，书为简册，无非典籍之类。郑康成注大传引《春秋纬》云‘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则直指为简册之物。此汉代近古似乎可案者。”胡渭既不同意黄宗羲的观点，也不同意毛奇龄的意见。针对黄宗羲的观点，胡渭说：“伏羲之世风俗淳厚，岂有山川险易之图；结绳而治，岂有户口阨塞之书。且举河洛以该四方，未免曲说；改‘出’为‘上’，尤觉难通矣。”［５］（卷一）毛奇龄认为河图洛书“无非典籍之类”的主要依据是郑玄引纬注《易》之说，因此胡渭批评说：“夫纬书，六经之稂莠也。康成引以释经，侮圣已甚。后儒不能锄而去之，而反为之灌溉滋长焉。其何以息邪而闲道乎！”［５］（卷一）

胡渭认为“河图洛书”既非图经、地志，又非典籍，而是“《易》兴先至之之祥”。他说：“河洛者，地之中也，圣人兴，必出‘图书’。”又说：“《易》将兴而‘图书’出，所谓先天而天弗违也；‘图书’出而《易》遂作，所谓后天而奉天时也。”［５］（卷一）

6、论古河图之器

《尚书·顾命》记载：“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胡渭认为《尚书·顾命》中记载的河图久已亡佚，即使孔子也没有见过，所以孔子仅提到河图之名，却从未言及河图之形，更未指五十五之数为河图。正因为无人见过河图，所以后人才“纷纷推测，终无定论”。连孔子也不得而见的河图，何以宋人得见且传之于世呢？因此宋人所传出的所谓“河图”显系伪托。他说：“河图亡已久，虽老聃、苌弘之徒亦未经目睹，故孔子适周无从访问，赞《易》有其名而无其义，所谓‘疑者，丘盖不言也’。若夫天地之数，夫子未尝指为河图，故自汉魏以迄隋唐，言河图者或以为九宫，或以为九篇，未有指五十五数为河图者。《乾凿度》《参同契》虽皆以九宫为河图，而终不敢摹一象名之曰河图以附于其书。陈抟生于五季，去古弥远，何从得其本真而绘图以授人乎？”［５］（卷一）

河图洛书宋前无传，至宋突然出现，显然可疑，但有人曲为其说，认为河图洛书只是儒家不传，在养生家中却秘相流传。针对这种说法，胡渭质疑说：“彼纵私为养生之术，岂遂不知为伏羲作《易》之由也者？孝文好黄老而创置博士，孝武慕神仙而表章六经。儒道二流，皆其所尚，真千载一时也。苟出所藏以为人主长生久视之助，且明指为河图洛书以附四圣人之《易》而立于学官，其道将由是大光，奚为终秘而不出乎？”因此，胡渭一言以蔽之曰：“宋世之所传，其非古之河图洛书也，明矣！”［５］（卷一）

由于先秦文献所记载的“河图洛书”，无人知道其具体情形如何，所以众说纷纭，各逞己见。胡渭认为宋以后的种种“图书”之说与画工“画鬼魅无异”。他说：“盖东序之河图、天赐之洛书，世无其器，任意写之，无所不可。……夫画工之写鬼神，虽天容道貌，吾犹不敢信以为真，而况夔魖罔象变相迭出者乎？”［５］（卷一）

7、论古洛书之文

《尚书·洪范》记载：“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赐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伪《孔安国传》云：“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常道，所以次叙。”孔颖达疏云：“《易·系辞》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九类各有文字，即是书也。《汉书·五行志》刘歆以为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

依伪《孔安国传》和孔颖达疏所引刘歆的说法，“龟负洛书”实有其事。但由于“龟负洛书”有悖于常理，所以不少学者怀疑其“妖妄”。胡渭倾向于伪《孔安国传》和孔颖达疏所引刘歆的说法。他说：“天地间耳目之所不及，未可断以为必无。”胡渭认为因后世作伪者甚多而对“耳目之所不及”的说法一概怀疑否定是不正确的。他说：“世风衰薄，间有作伪之事。……然以末世之伪而疑上古之真，不可也。”［５］（卷一）

神龟负而所出之“洛书”的具体情形究竟如何，虽然无法确定，但胡渭认为，伪《孔安国传》和孔颖达疏所引刘歆的说法“略有端倪”，与陈抟、刘牧伪造的‘图书’之说不可同日而语。胡渭甚至以非常苛刻的语言把孔安国和刘歆比作“修人”，而把陈抟、刘牧比作“侏儒”。他说：“侏儒问天高于修人。修人曰：‘不知。’侏儒曰：‘子虽不知，犹近于我。’ 孔安国、刘歆，修人也。陈抟、刘牧，侏儒也。天高几许，岂修人所能知？然必无修人不知而侏儒反知之理。况修人所言略有端倪，而侏儒所言无非梦呓，又安得不舍侏儒而从修人邪？”［５］（卷一）

三、几点认识

清代学者对“河图洛书”的有理有据的考辩得到了四库馆臣的首肯。四库馆臣在对《易图明辨》所作的提要中说：“国朝毛奇龄作《图书原舛编》，黄宗羲作《易学象数论》，黄宗炎作《图书辩惑》，争之尤力，……渭此书卷一辨河图洛书，……皆引据旧文，互相参证，以箝依托者之口，使学者知‘图书’之说虽言之有故、执之成理，乃修炼、术数二家旁分易学之支流，而非作《易》之根柢，视所作《禹贡锥指》尤为有功于经学矣。”又说：“其图本准《易》而生，故以卦爻反覆研求，无不符合。传者务神其说，遂归其图于伏羲，谓《易》反由图而作。……夫测中星而造仪器，以验中星无不合，然不可谓中星生于仪器也；候交食而作算经，以验交食无不合，然不可谓交食生于算经也。”［６］（卷六）

四库馆臣在对《易图明辨》所作的提要中不仅充分肯定了胡渭等学者考辩“河图洛书”的功绩，而且以形象的比喻指出：所谓“河图洛书”本为解《易》而作，故与《易》相合如符契，但我们却不可因此而认为《易》反生于所谓“河图洛书”。如果认为《易》反生于所谓“河图洛书”，那就好比认为“中星生于仪器”“交食生于算经”。

在清代学者考据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河图洛书”产生如下认识：

1、河图洛书之名，先秦文献是有记载的，但河图洛书究竟什么样子，先秦文献并无明确记载。因此对河图洛书的种种论断，都只能是假说而已。假说可能是事实，然而假说毕竟不等于事实。历史研究重视史料依据，凭史料说话。各种假说因缺乏充分的史料依据而难以使人完全信服。对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洛书尽可提出各种猜测，但千万不可犯“以己自蔽”之病，武断地认为自己的猜测是唯一正确的答案。黄氏兄弟以河图洛书为“图经地志”，毛奇龄以河图洛书为“规画简册”，胡渭以河图洛书为“《易》兴先至之祥”，这些意见都是猜测，然而这样的猜测毕竟优于以“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的图式为河图洛书的“论断”。

2、“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虽然宋以后才流传于世，但却非宋人凭空臆造，而是有所渊源。“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的图式虽然有所渊源，但这只能说明两种图式非无源之水，并不能说明这两种图式就是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洛书。我们今天之所以把“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的图式称为河图洛书，只是由于宋人这么说。难道宋人说这两种图式是河图洛书，这两种图式就一定是河图洛书了吗？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自然也不能宋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清代学者戴震说：“其得于学，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１０］（卷九）我们不敢说宋人的“论断”肯定错，但起码可以说，宋人以“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的图式为河图洛书的“论断”空口无凭，并无实据，相反，黄、毛、胡等清代学者认为“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的图式绝非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洛书的意见倒是符合辨伪通例，比较令人信服。3、指出“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非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洛书，并不意味着否定这两种图式本身的哲学和科学价值。研究这两种图式的学者自可继续从事这一有价值的工作，但最好另起新名，比如可以叫“大衍图”、“九宫图”等，不必托名河图洛书。古人把“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托之于河图洛书以自重，今人大可不必如此。

最后顺便指出，清代学者对“河图洛书”的考据成果问世已近三百年了，然而，时至今日，仍有不少论著对清代学者的考据成果置若罔闻，在对清代学者的考据成果并未提出任何反驳意见的情况下，径以“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为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洛书。笔者认为，清代学者对“河图洛书”的考据成果虽不可遽以为定论，然而起码是值得重视的学术成果。驳之可也，置之不理则不可也。此外，有的学者认为，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和胡渭等人对宋《易》“图书”的考辩旨在借此动摇朱熹哲学的权威地位，是为了这个预定目的而寻找到的突破口。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未免有主观臆测之嫌。事实上，胡渭在论证“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非先秦文献所记载的“河图洛书”的时候，还极力回护朱熹，称朱熹虽然把“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置于《周易本义》卷首，但是“亦未尝深信之也”。胡渭若为攻击朱熹而考辩“河图洛书”，岂肯再为朱熹辩护。可见，胡渭等学者考辩宋《易》“图书”的学术工作，完全出于“求真”的目的，旨在恢复《周易》的本来面目，剔除后世附加在《周易》身上的“《易》外别传”，以使儒经纯净化。

参考文献：

【1】黄宗羲《易学象数论》，四库全书本。

【2】黄宗炎《图学辩惑》，四库全书本。

【3】毛奇龄《河图洛书原舛编》，四库全书本。

【4】《易纬·乾凿度》，四库全书本。

【5】胡渭《易图明辨》，四库全书本。

【6】《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

【7】《戴东原集》，四部备要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