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广辉:《易经》：从“鬼谋”到“人谋”

《易经》：从“鬼谋”到“人谋”

主题词：鬼谋；人谋；占筮之书；说理之书；

作者简介：姜广辉

　　《周易》的形成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它的卦画、卦名、卦辞和爻辞并不是一次完成的。当这些要素全部具备后始形成完整的《易经》。《易传》(十翼)晚出，学者将其合并到原来的《周易》之中，而仍用《周易》旧名。本文所论，只涉及《周易》的卦名和卦、爻辞部分，故直称之为《易经》。

　　本文所谓“鬼谋”、“人谋”是借用《周易·系辞下》的话：“人谋鬼谋，百姓与能。”而王夫之则说：“圣人作《易》，以鬼谋助人谋之不逮。”①“鬼谋”之义，系占问于鬼神以求决疑定谋。上古占问鬼神的方式通常是龟卜和筮占两种。龟卜的道具是龟甲，筮占的道具是蓍草。《周易·系辞上》说：“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②刘向说：“龟千岁而灵，蓍百年而神，以其长久，故能辨吉凶。”③古人视蓍草和龟为神灵之物，故以其为媒介，通过“灼龟而卜，揲蓍而筮”的方式，与天地鬼神相沟通。④

　　对于《易经》，历史上一直存在两种看法，一认为它是“占筮之书”，一认为它是“说理之书”。两种意见久争不决。今天我们也许应该重新认识：《易经》到底是“占筮之书”，还是“说理之书”？

　　笔者在现实中发现，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它实际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

　　一是客观层面。《易经》本身在实际的历史上是为筮占的目的而编著的，还是为说理的目的而编著的？在我们看来，如果《易经》是为筮占的目的而编作的，那就会像李镜池那样，承认卦爻辞中的一些词句是不相连属的⑤。如果说《易经》是为说理的目的而编作的，那就有两方面的可能，一方面作者利用旧有的卦爻形式来说理，另一方面它之用于占筮乃是被人利用而已。

　　二是今日研究者的主观层面。你是相信鬼神和命运的存在，从而承认“鬼谋”的合理性，并进而肯定《易经》作为“占筮之书”的灵验而信奉之，还是不相信鬼神、命运的存在，从而不承认“鬼谋”的合理性，并由此确定自己的评价标准：“占筮之书”在今天并无价值可言，只有“说理之书”方有价值可言。而直到现代社会的今天，人们(包括学者)对于鬼神、命运的看法还颇为“两极化”，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各说各话，几乎无法交集。有鉴于这牵涉信仰的问题，我们应该容许大家各有自己的空间。所以不在这个层面上讨论问题。

　　本文的观点在于，商代、周初之人重视“鬼谋”，卜、筮兼用，更重龟卜。周初三《易》并用，那时三《易》(《连山》、《归藏》、《周易》)最多只有卦辞，尚无爻辞。这时的《周易》尚是一种相对简单的巫书⑥。而自《周易》被系以爻辞之后，它便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变化。《易经》爻辞的系定，不仅标志完整的《易经》的正式形成，更显示为它已变成一部结构化的“说理之书”，用以系统模拟、反映“世界之理”。因而由周初之《易》到《易经》的正式形成，可以视之为一种从“鬼谋”到“人谋”的演变。在这个意义上，周人的《易经》文化相对于殷人的卜筮文化而言，是一次理性的飞跃发展。

　　一、　《易经》为“人谋”之书，非“鬼谋”之书

　　《易经》作为中国文化元典之一，是一部系统模拟、反映“世界之理”的书，重卦形式是它的理论模型。每一卦一个主题，由卦爻辞的显性语言与易卦结构的隐性语言相结合，构成六十四篇阐驿“世界之理”的精悍短文，立论通达，逻辑严整，面面俱到，给人以智慧的启迪和道德的教诫。整部著作处处体现理性的睿智，并没有任何“天启”或“神意”的神秘成分。故此书乃是“人谋”之书，而绝非“鬼谋”之书。

　　二、　《易经》是“占筮之书”吗？

　　《易经》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化元典之一。对于今人而言，对这部经典有待重新认识和重作价值评估。但近现代的学者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一切推翻前人，脱离传统经解轨迹，重起炉灶，标新立异，而实际所得甚少。在这一点上，高亨、李镜池等先生晚年都有所悔悟。

所谓“重作价值评估”，是说在弄清《易经》卦爻辞本来意义的基础上，对其性质和功用作一恰当的评价。历史上关于《易经》的性质和功用，一直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认为是“圣人说理之书”，一种认为是“圣人卜筮之教”。处今之时，为了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像这种关乎中华文化元典性质和功用的大问题，不能不加以认真对待。

(一)历史上《易经》诠释的两种取向

　　关于《易经》的成书，欧阳修有一段话说的最为明正通达：

　　六十四卦自古用焉。夏商之世，筮占之说，略见于书。文王遭纣之乱，有忧天下之心，有虑万世之志，而无所发。以谓卦爻起于奇耦之数，阴阳变易，交错而成文，有君子、小人、进退、动静、刚柔之象，而治乱、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后世，用以占筮。(《文忠集》卷十八《易或问三首》)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第一，六十四卦早在夏、商之世就已存在，那时是用于筮占的。第二，文王看到六十四卦卦爻交错变化的表现形式，其中“有君子、小人、进退、动静、刚柔之象，而治乱、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第三，文王身后，世人以《周易》作占筮之用。在我们看来，欧阳修以上所论，除了将文王看作《易经》作者的观点可以保留外，其余的论述都是精确不磨的。欧阳修在上引一段话之后又接着讲到：

　　孔子出于周末，惧文王之志不见于后世，而《易》专为筮占用也，乃作《彖》、《象》发明卦义，必称“圣人”、“君子”、“王”、“后”以当其事，而常以四方万国、天地万物之大以为言，盖明非止于卜筮也。所以推原本意而矫世失，然后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经矣。《易》之沦于卜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则文王之志没而不见矣。(同上)

　　欧阳修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孔子有鉴于“《易》之沦于卜筮”，推原《易》之本意而矫世失。但他所能做的只是“明非止于卜筮”而已，已不能彻底根除用《易》占筮之事。

　　在易学史上，一直有两种解《易》传统，一是“占筮之《易》”，一是“不占之《易》”。《论语》记载孔子说：“不占而已矣。”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本《周易·要》有这样的内容：子贡问孔子：“夫子亦信其筮乎？”孔子回答：“我观其德义耳。”“史巫之筮，乡(向)之而未也。”荀子也讲：“善为易者不占。”孔子、荀子的易学即是一种不讲占筮的易学。事实上，后世王弼、胡瑗、程颐、李光、杨万里等义理派的解《易》著作即是对此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而如郑玄、虞翻、邵雍、朱震等周易象数派学者也是不讲占筮的。

“占筮之《易》”也自有其传统，前文所述《左传》中的筮例便是关于这一传统的较早记录。其后继承此传统的最有力人物为南宋象占派的朱熹，他坚持认为“《易》本卜筮之书”，故其所著《周易本义》的卦爻辞之下，都写有“占者”当如何如何之类的话，如他为《遯》卦初六爻辞作注说：“占者不可以有所往，但晦处静俟，可免灾耳。”这实际就是把《周易》当作占筮之书，用来算命。而用《周易》算命，有一系列潜在的理论预设，首先是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其关于“命”(包括过去、现在、未来的命运)的信息存在于宇宙之间。并且同时预设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已经包含了宇宙间的各种信息。当你通过神秘的占筮方法向鬼神贞问的时候，鬼神一定知道并在揲蓍过程中暗地起作用，让你得到某一卦，使你可以通过解读该卦的卦爻辞来了解具体的命运信息，并因此作出“趋吉避凶”的决策。

以上简述了《易经》诠释的两种取向，一种是“不占之《易》”的取向，将《易经》看作“说理之书”；一种是“占筮之《易》”的取向，将《易经》看作“卜筮之教”。从《易经》本身的内容看，我们认为它是“说理之书”。我们同时认为，即使将《易经》看作“卜筮之教”，那也要分别：究竟是人们利用《易经》来进行占筮活动呢，抑或《易经》本身就是占筮之书？由于我们现在并没有关于《易经》作者将它当作占筮之书的资料，所以我们并不能得出《易经》本身就是占筮之书的结论。

　　(二)朱熹“《易》本卜筮之书”的论点难以成立

　　清儒李光地奉诏编纂《御纂周易折中》，其《凡例》称：“《易》则程以为圣人说理之书，而朱以为圣人卜筮之教，其指趣已自不同矣。”而所谓“折中”，即折中二家之说。但两家之说果真可以“折中”吗？笔者以为，程颐所著《伊川易传》阐释易理，称得上易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南宋朱熹则另辟蹊径，坚称“《易》本为占筮作”、“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书”，此观点在后世影响甚大，几乎牢不可破。

　　(三)《易经》不是“占筮记录选编”

　　近几十年易学界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认为卦爻辞是由古代卜史对以往占筮记录的筛选整理、分析组织而编成的，如李镜池先生说：卜史“占卜之后，把占辞记在策上藏起来，年底做一次总结，计算有多少是灵验的，有多少是不灵验的。……《周易》就是从许多材料里选择出来，又经过分析和组织，编成这样一部占书。”

　　这种说法只是一种推测，因为谁也没看到卜史所藏的占筮记录是怎样的，也无法验证《易经》卦爻辞有多少是取自其中的。而如果当时《易经》尚未成书，那每一次筮占结果的文字是从哪里来的呢？天地鬼神是写不出文字的，那就只能靠筮人当时灵光一现写出只言片语，即使多言或中，自神为灵验，也只是就具体的求问之事而言，怎么会有“鸿渐于干”、“鸿渐于盘”、“咸其拇”、“咸其腓”、“无平不陂，无往不复”那样的句子呢？如果《易经》果真由筮占记录选编而成，那编者无论怎样“经过分析和组织”，它都会显得松散而凌乱，因为将不同的筮占结语拼合到一起，是很难做到使每一卦都主题分明、整体统一，并体现教诫的。

　　高亨先生或许感觉到这种看法不易说通，因而强调，所谓“占筮记录”并不是关于筮占结果的文字，而是筮人关于所筮之事的记录，筮卦中所显示之吉凶为其后所验证(奇中或屡中)者，才移写于筮书六十四卦卦爻之下。而那些明显不同于“命蓍之辞”的许多内容，则是后人编作《易经》时“纂入书中”的。与李镜池的说法相比较。高亨的说法较为合理。但他仍认为《易经》的基础是关于占筮记录的选编，它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显示休咎之迹象”的占筮之书。

　　《易经》的本质，到底是占筮之书，还是说理(哲学)之书，其间分歧甚大。研究者若认识上有偏差，不仅不能真正了解《易经》，亦将暴露其自身的智商与情商的程度。这里我们援引一种与李镜池、高亨不同的看法，金景芳先生说：

　　《易》的产生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奴隶制时代，广大群众刚从原始社会脱胎而来，思想水平普遍低下，一切行动听命于鬼神，笃信卜筮。统治阶级中的个别人，由于受传统历史文化的熏陶，具有很高的智慧，故采取这种奇妙的方法，用卜筮作手段，暗地里向广大群众灌输哲学思想。

　　金先生并说，“这是一种秘密”，传统的以卜筮为职业的巫史并不了解这个“秘密”，一般人更不知道。真正了解这个“秘密”的只有两种人：一是作《易》者本人，二是读《易》不“信其筮”、重在“观其德义”的孔子。

　　就笔者而言，我们不赞同《易经》是“占筮记录选编”的说法，而将它看作是作者借助易卦形式的“说理”之书。至于《易经》的具体的编作过程，笔者提出以下一种假说：

　　我们以为，将《易经》看作一种“观象系辞”的创作，应当是更合理的解释。它应该是分两步完成的：第一步由八卦相重而有六十四卦，由六十四卦各卦卦象(此卦象当由易卦符号而非筮数符号来体现)而有卦名。具体卦名的确定，可参看笔者《〈周易〉卦名探原》。第二步，以卦名为中心问题，提供不同角度的分析和可能的教诫。在此基础上进行“观象系辞”的创作。而具体的“观象系辞”是较为复杂的，一方面它要遵循可能事先就确定好的许多规则，例如卦位的上下尊卑、居中居正、相应相比，以及阴爻阳爻性质的确定等等规则。另一方面是富有想象力的取象，这个“象”有时可能是取自爻象本身的，也有可能是取自爻象之外而与爻象可以比附的。无论是哪一种，都不是为取象而取象，而最终是为了提供一种经验智慧和人生教诫。所谓“观象系辞”意味卦辞和爻辞是有卦象和爻象作为基础的。但后人在《易经》中所看到的只是卦辞和爻辞，至于其取象过程以及所取之象，已经不甚了了，以致将这些艰深隐晦的卦爻辞看作对以往占筮记录的选编。

注释：

　　①王夫之：《周易内传发例》，《船山全集》第一辑，岳麓书社出版社，1996年版，第654页。

　　②此段大意谓：窥探幽昧之理，求索隐藏之处，物在深处能钩取之，物在远方能招致之，古人用之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就天下勉勉营为之事，唯龟卜和筮占能做到。但这只反映六经形成之前人们的认识水平，所以清儒程廷祚说：“古者礼乐未兴，六经未作，而圣人先为卜筮以教人。《周易》之作，又因于卜筮，故《大传》屡言蓍、龟之重。若尧舜以来迄于孔孟教人之书备矣，其在今日直可云‘定吉凶，成亹亹者’莫大乎六经矣。故三代以下，六经出而卜筮微，亦其明证。”(程廷祚《大易择言》卷三十四)

　　③孔颖达：《礼记注疏》卷三《曲礼》疏引刘向语。

　　④然从笔者之立场看，世界本无“鬼谋”之事，王夫之所谓“以鬼谋助人谋之不逮”的说法并不能成立。所谓“鬼谋”，是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未来发展缺乏认识力和判断力，因而求助于鬼神的指引。退一步讲，即使世界真有“鬼谋”之事，那也要靠龟、蓍“长久”之物才能通灵辨吉凶，今人不知蓍草为何物，仅凭竹签之类也能算卦辨吉凶，却是何故？

　　⑤李镜池：《周易探源》，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1页。

　　⑥《仪礼》十七篇中略记“筮日”、“筮宅”的占筮仪轨。所用筮书，可能有《周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