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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金良:我国古代易学及相关术数学的政治决策作用
 

我国古代易学及相关术数学的政治决策作用

作者:谢金良

政治决策就是根据预定的政治目标做出某种行动的对策。它既是解决一切政治问题的关键,也是跟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政治决策是中国古代决策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紧密相联的。从文字和国家相继出现之后,政治决策就一直备受统治者们的重视。纵观中国古代决策活动的历史,尽管著名的决策人物和事例层出不穷,且颇富中国特色,但由于落后生产力条件的制约,他们所作的决策一直是处于一个自我总结的阶段,都是一种经验决策,没有超出个人才能的界限,没能摆脱文化传统的束缚。具体而言,中国古代的政治决策主要是依靠管理者或思想家个人的阅历、知识和智慧,而这些又大多来源于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思想。据研究资料表明,我国古代政治决策思想尤与各种预测学术密切相关,诸如原始占卜术、《周易》学说、术数学,等等。由于这些预测学术向来号称具有特殊的决策功能,而且历来为统治者所青睐,所以在中国古代政治决策中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如何正确认识和看待我国古代预测学术的政治决策作用,无疑应是当今学界亟须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有鉴于斯,本文拟从三个主要方面对该问题作些粗浅的理解和探讨。

一、原始占卜术对上古政治决策的左右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导致了人类的决策活动。我们知道,人的活动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这也是人类能够区别于其它动物的重要标志。而这种“有目的的行动”之前构成的支配人的行动的理想和意图,实际上就是决策行为。上古时期,人类在为生存而斗争的劳动实践中,产生了早期朴素的决策思想。在文字产生之前,这种决策思想以本能方式储存在人脑里。文字的产生,极大地促进了决策活动的发展,并使人类决策活动产生了质的飞跃。正是有了如此质的飞跃,以往的各种决策经验才得以更好地积累保存并广为流传,使更多人的行动逐渐避免了操作前的盲目性,从而更好地征服和改造大自然。不少历史神话传说告诉我们,原始先民们正是凭借着无数实践经验总结出素朴决策思想,来组建生存群体和改造生活家园的。当部落乃至具有政权性质的国家出现之后,其领导者们更是注重对决策思想的总结和运用,并把它跟治理国家事务联系起来。从那时开始,政治决策活动无疑也就随之产生了。

那么,原始政权草创之初及其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先民们又是如何进行政治决策的呢?由于史阙有间,该问题的研究在目前肯定还找不到完整满意的答复。但是,如果从社会文化对人的决策有着重大影响这一角度来看,不难发现那些土生土长的原始占卜预测方术及其活动,处处都在左右着上古社会的政治决策。占卜术作为介于原始宗教与巫术之间的一种精神文化的表现,在人类初民社会中普遍存在并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发生重要影响,这是经近代以来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研究反复证明了的。而从大量的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上古社会这一普遍的占卜风俗现象尤与政治决策密切相关。对此,我们还得从原始占卜术的历史起源谈起。

原始占卜术的产生乃至普遍流行,主要是当时社会生产力和人类认识能力极端低下的结果。占卜起源于原始的前兆信仰和各种崇拜。在万物有灵观念下,先民们认为事物之间都有因果关系,也就把偶然发生的一些奇特自然现象和生理现象,都看作是神灵的某种启示。前兆多为自然发生,具有相当的偶然性,其预示的内容也相应受到所出现兆象的限制。为了能够不受时空限制,及时得到神示来趋吉避凶,先民们便开始采取人为手段来主动地获取兆示内容,于是占卜术就应运而生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大量资料表明,古代中国占卜术的发展至迟可以追溯到距今五千年以前。这时中国境内已出现以兽骨和畜骨为材料的占卜技术。其中最早的一项卜骨遗存出自位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的富河沟新石器时期遗址中,距今约5300年左右。在中原地区,大量的卜骨资料亦发现于距今5000至4000年之间各个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中。所有这些远古占卜遗存都属于史前时期,由于缺少相应的文字记载,我们似乎还很难确定当时的占卜手段已包含了重大的决策行为。但从占卜的目的和应用范围来看,可以推想当时的决策活动是丝毫也离不开占卜行为的。在我国,以兽畜骨为材料的占卜技术持续发展了相当长的时期,到了殷商时期,用来占卜吉凶的材料已为龟甲所代替,当然有时也用动物的肩胛骨,但同样也是用火烧灼卜物以视其裂纹而定吉凶。可是用动物骨时,由于较大,不易灼裂,故而常常是剖开用。这种卜法,后人称作甲骨卜。不过,这一时期的甲骨卜极少用于平民,而大都是用于邦国贵族,大概是龟甲较为宝贵的缘故吧。卜官在占卜后把所问的事情及卜得的结果都刻在龟甲或动物骨上,这就是后人所说的甲骨文。从二十世纪大量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就可以充分证明原始占卜术的确左右着上古政治决策。那么,上古政治决策为什么会一直被占卜方术所左右呢?又是如何被左右的呢?透过厚重的史实,我们不难找到相关的答案。

由于上古的生产主要是畜牧业和农业,直接依赖于自然界。在对面向自己的大自然不能够彻底了解的情况下,先民们把面对的大自然看作是有意志的巨大的异己力量,从而加以极端的崇拜和迷信。中国古代的占卜一开始就是和农事、狩猎、征伐、祭祀等联系在一起的,是与社会生活相关的一种专门性活动。于是事无大小巨细,只要与生活稍有关联的都要祈求神灵的启示,然后再根据神灵的启示决定行动与否和行动计划。于是神秘的占卜术也就自然成为各种决策的重要手段和依据,而使人的主观思维所起的作用往往降为次要。殷商西周之际,社会分工日趋细密、固定,阶级分野和统治秩序进一步明朗化、制度化,加上文字的创制和普遍使用,出现了专门的神职人员——巫史。巫与史在殷商西周时代的宗教、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宗教方面说,他们是神人交通的媒介,因而是神的意志的唯一的权威阐释者和神权的实际掌握者。从政治方面说,巫史以上天意志的代表自居,有权训导君主的言行。凡遇有政治事务,先由巫史占卜吉凶,然后再定行止。即使遇到战争也是如此。先秦文献中已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最详的是《礼记·曲礼》:

凡卜筮日,旬之外曰远某日,旬之内曰近某日。丧事先远日,吉事先近日。曰:“为日,假尔泰龟有常,假尔泰筮有常。”卜筮不过三,卜筮不相袭。龟为卜,策为筮。卜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与也。故曰:“疑而筮之,则弗非也;日而行事,则必践之。”

这段话详细地告诉人们怎样选择吉日,怎样卜筮,卜筮的目的,以及卜筮所应注意的事项。其中关于卜筮目的的说明,特别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原始占卜术左右上古政治决策的社会原因。综而言之,上古政治决策会被原始占卜术所左右,主要是占卜目的和本质所决定的。换句话说,随着社会的日益进步,原始占卜术不但得以更新发展,而且长期左右着各种决策行为,在客观上已充分表明了以灵物兆象来占卜预测所形成的一套决策手段,在当时已经被神圣化和普及化。而以占卜结果左右决策行为所存在的严重弊端在尚未为先民们充分觉察到之前,是不可能被人们抛弃的。

关于原始占卜术对上古政治决策的左右,还可以从《尚书·洪范》中的一则故事窥见一斑。话说周武王在攻克商王朝之后,曾去拜访旧臣箕子,向他请教治理天下之道,其中着重讲述了占卜结果与政治决策的关系。文中记曰:

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这则材料主要告诉我们三种故实:其一,凡在作任何决策有疑难急待考究时,便要选择设立卜人与筮人来执行占卜任务;其二,必须同时请三个知晓卜筮的人分别卜筮,并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判决结果;其三,详细说明了一系列决策规范,即在决策之前,首先要用心思考,同官员们商议,征求平民百姓的意见,以及看占卜、占筮的答案,并按照五个方面的抉择原则去权衡。而这五条参考原则却集中说明了一层意思,即在国君自己、卜、筮、卿士、庶人这五个方面的意见中,最重要、最关键的是卜筮的意见。由此可见,占卜在当时虽然不是重大决策的唯一依据,但它所代表的神意远远高于一切。大量的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也印证了这一点。甲骨文多是当时卜筮之记录。它表明在商王朝,对于卜筮的迷信几乎到了狂热的程度,每日必卜,每事必卜,每事必占,如任命官员、征伐出战、祭祀祖神、修筑城池等大事的决策皆列其间,任凭占卜神意的左右摆布。

从前则史料的记述来看,在以卜筮作决策的同时,并不排除参考人的主观意愿。这也说明占卜在当时并非完全左右着人们的决策思维和思想。事实上,即使在占卜意识尤为浓厚的商周时代,对于重大的决策,统治者也未必完全采纳卜筮官的预告。如《史记·齐世家》和《论衡·卜筮篇》均记载了商代末年周武王起兵伐纣一事,战前曾让卜筮官预测吉凶,结果是不吉,而且还发生了暴风骤雨,当时的人都认为是不祥之兆。在这种情况下,周武王率领的部队都感到恐惧,只有军师姜太公力排众议,鼓励武王坚持伐纣。武王也没有听信占卜预言,继续进军,结果在牧野之战中一举灭商,建立了周王朝。可见,在当时所谓的占卜结果,最终还是由人的主观愿望来决定的,原因就在它替代神示并没有被先民们完全迷信。[1]尽管如此,原始占卜术对上古政治决策的左右,依然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历史事实。这一事实,也必将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发掘材料所证实。

二、《周易》原理在政治决策中的功用

《周易》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具权威、最著名的一部经典著作,是两千多年前华夏先民聪明智慧的结晶。在先秦时期,它便与《诗》、《书》、《礼》、《春秋》、《乐》(已佚)并称为六经。到东汉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它列在第一位,从此便赢得“群经”之首的独特地位。自汉代以来,它一直是封建文人的必读教材,也是历代学人酷爱深研的宝典。时至科学文化高度发达的今天,这部古老的奇书仍吸引和牵动着无数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努力去探索和挖掘它博大精深的奥蕴。

《周易》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著作?它为什么能备受历代统治者的重视而盛传不衰、影响深远呢?从该书面世至今,类似以上的问题就一直悬而未决。尽管人们已从占筮、哲学、科学、史学等不同角度极力探研,并由此产生了汗牛充栋的论著,但仍没有得出真正令人信服的答案。从内容和结构上看,《周易》的确是一部占筮书,是周朝(也可能是在此之前)的筮官根据占筮的原始记录材料,按一定法则整理编纂而成的。其作用好比后世宫观寺庙中的签书,便于民众查找占卜的结果。正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历代不同研《易》者对《周易》的功用也有着不同的理解,并使这一广大悉备、博大精深的经典蒙上浓厚的神秘色彩。久而久之,世人也都相信:《周易》是一部很有用的好书。也许这就是它久传不绝的真正原因吧。

那么,《周易》的有用之处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按照《系辞传》的说法,《周易》可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具体作用表现在“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四个方面。按《说卦传》的理解,学《周易》还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从历史到现实,也可见《周易》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及,一直在天文、地理、人事诸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举凡我国传统的中医、气功、武术、方术、文艺、哲学、发明创造等等,无不深深打上它的烙印。《周易》大而广的作用,可谓名副其实。

《周易》乃是上古时期的著作,为什么从古至今都能发挥出大而广的作用呢?这看似平常而简单的疑问,事实上已难倒了历代无数学人。一般认为,《周易》原本是占筮典籍,而它之所以能占筮预测,并对后来的各学科门类之形成与发展有指导作用,乃因它本身具有开放合理的哲学思想内核,即所谓素朴的唯物辩证思想。在此观点的基础上,参照《周易》自古及今所起的各种作用,我们认为它最实际最根本的作用莫过于能帮助人们作出更好的决策。不妨就从政治决策的角度,来探究《周易》原理的决策功用。

由原始占卜术发展演变而来的《周易》占筮术,以其完整系统的文字卦符体系,逐渐成为上古政治决策的主要手段。从《周易》“经”部分的产生缘因、材料来源、创作过程、原始功用等方面加以考察,可以发现它跟当时的政治决策有密切关系。从前一节的论述中,我们已知道上古政治决策对占卜预测有依赖作用,并被各种原始预测术所左右。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和日趋复杂,原有的各种不成体系、牵强附会于神灵旨意的预测术,在实际决策活动中所起的反作用也日益增多,再也难以令人置信。从预测术的发展史来看,其自身也具有不断更新的功能,总是能根据现实生活的需要,利用新发现的理论认识来变换预测的方法,以达到更加取信于人、便于人用的目的。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先民们完成了从卜法到筮法的改革,并因此发明了《周易》占筮术。从这个角度来看,《周易》的产生乃是缘于先民对决策根据和方法的迫切需要,是远古预测方术日益发展变异的阶段性成果。从创作过程和材料来源来看,《周易》的定形至少经历了三大复杂阶段:阴阳概念的产生、八卦创立、重卦并撰成卦爻辞,其中无不包含着先民们改造和征服宇宙自然的智慧结晶,自然也包含着他们在各种决策活动中所积累的思维模式和认识体验,尤其是那些字面上就与占筮预测密切相关的卦爻辞,仍留下先民们进行预测决策活动的痕迹。这些都可看作是《周易》作者对以往无数决策经验的总结和再利用。不妨略举两例以证之,如《豫》卦之卦辞“利建侯行师”,讲的是关于建立诸侯、出师征战这等国家大事的决策;《师》卦上六爻辞“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则是对国家用人问题的决策。《周易》卦爻辞涵盖的社会生活内容相当广泛,不可能每个卦爻都附有上古政治决策的占例,但如果从其隐喻或象征的大道理来论,那么可以说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文辞都与政治决策密切相关。对此无须多加赘述,只须从《周易·系辞传》中便可找到答案。《系辞传》明确指出“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无疑就是认为《周易》具有很强的政治决策功能。从《周易》在创成之时及其以后很长时间内的主要功用来看,其主要用于占筮预测,且大多与政治决策相关。这除了以《周易》经传文字作内证外,还可从《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中找到有力的史实根据。也不妨略举两例[2](《思辨》),如《左传·僖公十五年》记“秦伯伐晋”一事,战前有请“卜徒父筮之”,并卜得吉卦之后才涉河伐晋,俘获晋君的;再如《国语》记载晋公子重耳在即将结束逃亡生活时,对能否顺利返回决策不下,便让董因利用《周易》占筮来作决定,终因“筮得国”而下定决心。由此可见先秦时代统治者在作政治决策时,对《周易》占筮术有着相当程度的依赖性。正是因为《周易》特有的占筮预测功能,仍作为先秦时代政治决策的主要手段和依据,所以我们认为源于决策又用于决策的《周易》,真可称得上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关于决策科学的宝典。

话说回来,既把《周易》视为一部决策科学的宝典,它的决策根据和思想又是什么呢?从表面上看,《周易》决策的依据在于占筮预测,即人们只须通过一定的占筮方法求得卦象,然后根据求得的卦爻辞来判断吉凶成败,就可作出相应的决策。而事实上,这只是《周易》决策的方便法门而已,并不是《周易》堪称古代决策科学著作的有力证据。《周易》被认定为古代决策科学著作,从深层次上来说,主要是其本身已形成一整套比较系统周密的决策思想原理。这一原理,概而言之就是《周易》中合理的哲学思想内核,即素朴的唯物辩证思想——以天地人为研究对象,以阴阳对立统一为基础,以变易理论为核心,以理、象、数、占为手段,以守中持正、趋吉避凶为目的,经过推理演绎所得到的概念或文字卦符体系。用《周易》的话讲,就是所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即《易》道。具体而言,情况颇为复杂,以下拟结合鲍宗豪先生《决策文化论》的研究成果对此加以简要的归纳和总结。从决策文化论的视野分析,《周易》在运用卦象卦理进行预测与决策的时候,不仅揭示了宇宙间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规律和对立统一的法则,而且形成了自身的决策文化观雏型:其一,贯通于天、地、人各方面的预测决策思想,尤以“定吉凶”、“定天下”的政治决策思想为主;其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预测天文、地理、人事的方法,即以“大衍之数五十”、“十有八变而成卦”的蓍草占筮法为主;其三,体现在《易经》六十四卦爻辞和《易传》中的一种辩证精神,特别以《系辞》、《文言》诸传的记述文句为详。从政治决策思想角度总结,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政治决策之道,主要有阴阳、经权、安人、中正、德行、用人、为政、贵谦等八种;一是政治决策之原则,也有均衡与对称、相称与结合、盈足与蓄通、物序与均势、中和与适度、和谐与协调、主次与取舍、互补与权变等八种。另外,我们还可从规律论、全息论、信息不灭论、信息可用论、相互感应论、时空论等六方面,为《周易》决策找到基本理论依据。[3](第17至39页)

正如美籍华裔成中英先生在《周易管理系统及其应用:“C”理论》文末指出的那样,“易经整体是定位时中之说,是最好的决策系统。其最高境界是天、地、人的调和,以谋求处理矛盾、解决冲突”。[4](第55页)

这些代表着当今学术界对《周易》决策原理及其价值的独到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周易》原理与政治决策密切相关的又一证据。

立足《周易》经传文本,我们同样可以找到《周易》指导政治决策的思想所在。这一思想总的来说,是以知变制变为出发点,以追求稳定平衡为归宿,以人事变化与吉凶关系为依据的一套通变政治哲学理论。具体而言,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思想核心是在言“变”,目的是以此“成天下之务”、“定天下之业”。变易是自然与社会的一般法则,政治形势无时无刻都在变,只有知变方能制变、善变、通变,以至作出正确的决策。这从《系辞传》中“通变之谓事”、“通其变,使民不倦”、“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等文句便可直接找到依据。第二,决策的关键不仅要有充分的准备,而且要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如《讼》卦之《象》辞说:“君子以作事谋始”,即要求决策者在事前要善于谋划。再如《贲》卦之《彖》辞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要求决策者要把握时机,及时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作出对策。这一点对行政者制定方针政策尤为重要。第三,决策的根本在于顺天应人、持正守中。如《系辞》中说:“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又如《革》卦之《彖》辞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坤·文言》说:“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物:美之至也”、“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这些以中正爱民为本的思想,对政治决策者特别有启发意义。第四,决策的目的在于趋吉避凶,以求得新的平衡和发展。《乾·文言》所说的“保合太和,乃利贞”便是此意。追求国泰民安、政局稳定,使各项事业得以和谐持久地发展,无疑乃是政治决策者的理想目标。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周易》蕴涵着丰富的政治决策思想,有待我们去进一步加以挖掘和利用。

三、易学术数的发展政治决策的影响

对《周易》、《易经》、《易传》、《易》学、易学、象数、义理、数术、术数等几个名词概念,如果不细加分辨,往往很容易把它们等同起来,混为一谈。长此以往,必会引起后学者对它们的误解,以致不明其定义,难辨其源流,也给研读者造成不必要的混乱。有鉴于此,特先对它们加以简要的解释和说明。

先秦时代的文献中提到的《周易》,一般专指六十四卦的卦形及卦爻辞,即今《周易》文本的“经”部分,不包括《易传》(即阐释和发挥“经”义的《十翼》),亦通常称之为《易》。因该书被孔子编入“六经”之列,所以在先秦时期,便有了《易经》之称。两汉时期,原本之《易》连同《易传》都被尊奉为儒家的重要经典,时人便开始把它们合称为《易经》或《周易》。两汉以后,由于《易传》被合入六十四卦经文并行,学者所言《周易》,往往都是经传并称的,不再单指《易》的内容。所以,今天通行本《周易》的内容,即包含“经”、“传”两部分,而习惯上又把“经”部分称为《易经》,“传”部分称为《易传》。[5](《前言》)

《易》学,顾名思义,就是指研究《易经》的学问,是以《易》为主的思维模式探研宇宙变易规律科学,今人往往直称为“易学”。由于两汉以来的《易经》已等同于《周易》,所以易学实际上指的是研究《周易》的学问。若论易学研究之源,读《易》“韦编三绝”的孔子堪称有史可查的第一个大家,集先秦研《易》之大成的《易传》七种十篇也可看作是第一部《易》学论著。随着秦汉以来《易》学研究的日益昌盛,相关的论著不断涌现,著名的《易》家不乏其人,研用的范围也逐渐扩大,有如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易类小序》所说:“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若论易学研究之流派,细分而论,往往是因学者研用的角度不同而有别,已非前引《四库》之说提及的几类所能完全涵盖;大体而言,清代以前主要有“两派六宗”,即如《四库全书总目·易类小序》所言:“《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为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为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由此可知,“象数”和“义理”实指《易》学研究的两大主要派别。清末至今,由于研《易》的方法和角度又有所不同,所以《易》学流派也在“两派六宗”之外产生新的变化,诸如“文学易”、“哲学易”、“科学易”、“史学易”、“管理易”等等,举不胜举,难以尽详。

最令人不解的是易学与术数学的关系。不少人把那些专门用于算命迷信的“预测术”,都视为易学或《周易》的范畴,无形中引起民众对《周易》学说的盲目崇拜或片面否定。这不能不使我们对《周易》学说研究的前途,深感忧虑不安。术数,亦称数术,是古代天文、历法、医学、占卜、方技、谶纬的通称,在我国已有数千年的传承历史,其源可溯至上古的原始占卜术,其流可寻至今日的各种变相预测术。术数学,即是研用术数的学问,其历史应与术数的发展史相当。中国的历史学向来重视对术数之事的记载。先秦的《周易》、《春秋》、《左传》,便已有了记述卜筮事例和方术技艺的传统。《史记》的《龟策列传》、《日者列传》,其它正史的《五行志》、《方技列传》,都以专题的形式辑录了不少有关术数的神奇事迹。自《汉书·艺文志》开始,历代正史的《艺文志》或《经籍志》,都记载着各种术数著作的目录。欲了解术数学著作涉及的范围,只须借助史家所作的目录分类便可。如《汉书·艺文志》分有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和形法;《四库全书总目》分有数学(与算术不同)、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和阴阳五行。各史志所收录的术数类著作,其子目则有所谓风角、九宫、太乙、奇门遁甲、六壬、易占、堪舆、阵图之类,不一而足。至于传统医学著作、丹道养生之书,原先亦属术数。留有相关著作的术数家,代代涌现,颇有贡献,如众所周知的唐代僧一行、明朝刘基等人都在此列。[6]《周易》及其学说之所以同术数有密切联系,是由其特殊思想体系、发生发展历史决定的。可以说,《周易》源于术数,这在前两节的文中已有说明。但是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周易》及其学说的形成衍变对术数学的繁荣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换言之,正是历代研用术数之士,都视《周易》及其学说的思想内容和思维模式为一切术数的基础,甚至借用其概念和术语,来探索未知宇宙力量和神秘世界,才形成一脉相承而又各具特色的术数之学的。话说回来,倘若不是这与《易》沾边的术数文化,日益世俗化并广为流传,《周易》学说也难以普及并深为研用。我们还应看到,正是同属于易学与术数学的象数学,主要是《易》卦占卜术,成为一条联系的纽带,而又广为人用,才使对此略知皮毛的世人不知不觉地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混而为用,以致不知它们一向有着源与流、本与末、主与次、广与狭的严格区别。

通过以上的介绍说明,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几个故实:第一,所谓的术数学都与《周易》这部奇书有密切的联系,都是以《周易》作为理论源点生发起来的;第二,术数学都离不开对《周易》的阐释和运用,从现象到本质都可看作是《周易》研究的发展和变异;第三,术数学存在的目的仍同《周易》一样,试图揭示天文、地理、人事运作的规律及其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而为人类生存提供合理可行的方法论,以便人们处事时能趋吉避凶,更好地持续发展;第四,术数学仍同《周易》一样,因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出大而广的功用,而被历代统治者所重视;第五,术数学能传承数千年而未衰绝,说明它们跟《周易》的思想体系同样有着合理的内核,值得认真研究和批判运用;第六,术数学所发明的各种预测术,尽管跟《周易》占筮术一样都是古人愚昧落后的思想所致,但从根本上说都是从神秘的角度在努力满足人们决策未来命运的迫切需要,思想原理基本相似,只是操作的方法或通过的途径表面上不同罢了。在这六个方面的基础上,再结合有关的史实材料,我们不难推出一个结论:术数学固有的推阐天地人的思想原理和用于占算人事命运的各种方法,如同《周易》和原始占卜术一样,对历代统治者的政治决策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也是下文侧重分析和说明的主要问题。

从整体上看,易学术数的政治决策观是以《周易》通变政治哲学理论作基础的,与《周易·系辞传》“八卦定吉凶”、“以定天下之业”、“能研诸侯之虑”、“能弥纶天地之道”、“变则通”、“唯变所适”等思想一脉相承。纵观中国易学史,象数派和义理派的《易》学家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把研《易》与治国平天下相提并论的倾向。象数派方面,如汉代孟喜、京房,仍以《周易》占筮学说作为研究方向,不仅倡导卦气、纳甲、飞伏、五行、八宫卦诸说首创象数易学体系,改革了《周易》占筮起卦和解卦的方法,而且极力主张只要掌握了八卦的变化规律,便可上判国家治乱,下决个人吉凶祸福。再如陈寿《三国志》中记载的管辂,也把《周易》视为占算时日、预测祸福的方术,将纳甲、五行、六亲诸说跟他坚守的卦爻取象说合而活用,靠占算为当时的曹操等政治人物作决策。义理派方面,首推孔子以《易》道论治国为政之道,在《易传》中还保存了他为数不少的决策至论;又如晋代的韩康伯,重视义理研究,继承和发展王弼取义说,以卦义来象征和说明事物变化之理,用以表现人事治乱之义,对政治决策有一定指导作用;再如宋代的程颐易学,主张引史入《易》,以史说理,代表作《伊川易传》中引用了许多史例,目的是探求人们如何修德和社会治乱兴亡之理,并提出“随时变易以从道”、“损人欲以复天理”等以明理为主的决策思想;此外,如宋代的杨万里、叶适、以及明清的王夫之、李光地等《易》家,也都侧重从义理角度研讨《周易》可能明人事得失、社会治乱变化的规律,探索《周易》与政治决策文化的原理。

综观中国术数学史,萌芽于上古时期的天命观、宿命论、万物有灵说、天人感应思想等神秘主义色彩一直笼罩着术数之学,并使之沿着《周易》占筮学说指引的“定吉凶”、“决犹疑”方向深入拓展,尽量去满足人们对人事、政事作出决策的需要。从理论原理方面看,历代术士除了囊括了各易学流派的思想精髓和思维模式以及《易》学术语外,还善于汲取历史上各家各派的理论发明来充实自身,并及时衍化成新的术数体系,如战国末期的邹衍,首先运用天、人相互推衍的思想把阴阳说和五行说结合起来,提出了“五德终始”说,并以此来解释历史的变迁乃是由水、火、木、金、土五种“德”的生克制化所支配的;再如传统的星占学,起源于原始的天体崇拜,以《周易》“天垂象,见吉凶”的思想作为最基本的信念,又沿着天人感应的学说,不断吸取历代天学研究的成果,制定并根据历法和历书来预占国运盛衰和军国大事,具有一定的政治决策功能。[7]从预测法术方面看,依靠阴阳、五行、八卦、天干、地支、节候、河图、洛书、符箓、卦象、义理、象数等学说构建而成的术数学体系,推演和派生出了许多新的预测方法,诸如易占、龟占、梦占、星占、择日、式占、风水、推命、相术、签占、杂占、预言、紫微斗数、铁板神数等等,[8][9]尽量从多角度满足人们预知未来命运的愿望,当然从根本上说主要还是在为统治者的政治决策服务。总而言之,易学和术数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和发展,都对中国古代政治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1] 卫绍生.中国古代占卜术[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2] 尚秉和.左传国语易象释[N].北平晨报,19360316(31期),27(32期).

[3] 鲍宗豪.决策文化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4] 陈传康,董恒宇.周易策略与经营管理\[M\].北京:万国学术出版社,1993.

[5]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6] 张其成.易经应用大百科[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4.

[7] 郭志诚.中国术数概观[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

[8] 金良年.中国神秘文化百科知识[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4.

[9] 李零.中国方术概观\[M\].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