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志宏：盛唐的“开放国策”及其当代启示

　　盛唐是我国实施全方位开放国策的重要历史时期，所实施的“开放国策”无疑对当代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一带一路”战略必将成为我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对外开放的基本方略。研究盛唐时期的开放国策，对于促进“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唐政府采取的“开放国策”，造就了盛唐。盛唐是指从贞观到天宝这一历史时期，它是唐朝的鼎盛期，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即所谓“封建盛世”）。在这一时期内，出现了经济社会空前繁荣的局面。社会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政治制度以及对外交往与交流，都超越了大一统的两汉时期。这其中除了唐朝汲取隋亡的教训原因外，无疑，唐政府采取的开放国策，对繁荣鼎盛局面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

　　引言

　　开放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社会交往形式，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人类自身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决定了人们之间必然要发生相互的关系。历史上在不同时期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途径、内容和程度是不同的。人类的交往内容多种多样。从程度上讲，又有深层的文化交流，也有一般性的物质交换。从方式上讲，有暴力、和平两种形式。

　　在和平时期，通过使节、商人、学者和传教士等往来进行商品交换、文化交流和外交往来，它极大地促进了往来国家、地区之间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阶级社会，集团、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征服与战争，从某种角度上看，也有往来、交流、融合的意义。马克思指出：“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20页）。暴力往往是交流的前奏。交往与交流有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有直接和间接性的交往，如：谚语：“欧洲人的首，中国人的手，阿拉伯人的口”。说明中国与欧洲人的交往主要是通过阿拉伯人作为中介的。在古代由于科学技术和交通工具等条件的限制，人类的交往以地区性交往占主要地位，大范围交往则以间接性交往为主。

　　交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开放是人们正常交往的必要条件，开放交融对人类社会的繁荣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开放可以加强人类交往，促进多民族文化融合，启迪人类智慧，促进人类迈向更文明的社会。就开放的局部作用而言，它可以改变系统本身结构，使封闭系统变成开放系统，防止机体老化，打破相对稳定，形成不断更新的机理机制。这种机能，就是通过开放吸收新的东西，刺激旧系统内部的东西，促其内部发生变化过程，进而调节整个系统内部形态的不断更新。同时，开放系统本身的作用表明，它能够使一个系统内部各种不正常因素通过正常渠道释放出来，使各种新的因素通过正常渠道吸收进去，这种吐故纳新、“扬弃”的过程，使“机体”处于不断更新和新的平衡出现。

　　纵观唐朝的历史，它在策略上实行的是开放并蓄的国策。

　　唐朝政府的开放有地区间的直接交往，亦有间接性（即通过第三国的中介作用）的交往。从开放的层次上讲：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唐朝文化之所以为世界各国史学界所赞叹，一方面是由于唐朝我国内部文化自身发展而决定的；另一方面又从与之交往的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中，吸收其先进的文化成分，充实我国的文化宝库分不开。日本著名史学家井上清教授在谈到唐代日本学习中国文化时说：“唐代的文化是（与）印度、阿拉伯和以此为媒介甚至和西欧的文化都有交流的世界性文化，所以学习唐朝也就间接地学习世界文化”（井上清《日本历史》）。日本另一位佛教史专家镰田茂雄教授把中国文化称为亚洲的一大文化圈。鉴于此，我们从与世界各国友好交往过程中看唐政府的开放国策，从唐朝对世界各国的影响角度来考察当代中国的开放战略，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唐政府实行开放策略的条件

　　开放作为人类的一种交往形式，在不用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具有差异性，而且在形式、内容和深度上也有所不同。唐朝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强盛时期，其开放策略的实施程度、范围和作用有其显著特征，这是由唐朝的历史条件和自身发展条件所决定的。

　　（一）唐朝的统一是继两汉以后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空前统一，为实行开放策略在政治上、经济上创造了条件。

　　公元618年李渊父子灭隋建唐，堪称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大唐的建立开启了我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盛唐”之誉驰名世界，繁荣程度远超两汉。隋朝草创的社会制度基本为唐朝修改、补充后沿用。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以及他们的辅臣，都亲眼目睹了隋末政治的腐败和隋朝政权的覆亡，亲身体验到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以隋炀帝穷奢极侈、不恤百姓而身死国亡为鉴，他们建立政权后，为了维护和巩固其封建政权，居安思危，励精图治，偃武修文。在政治和经济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不仅巩固了唐王朝的政权，而且造就了唐朝的繁荣，也为大唐实行开放国策制造了重要条件。

　　（1）颁布《唐律》，修订完善土地、人口制度，为社会休养生息、繁荣稳定奠定基础。唐政府通过制定法律稳定社会秩序，保证政令的实行，使唐朝出现了繁荣局面。《唐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唐律》制定时充分考虑到“审慎法令”、“宽简刑政”等政策的需要（《资治通鉴》卷192《唐纪》八）。其中关于土地制度、户口、手工业、商业和中外交通的规定，对于形成唐代经济文化的繁荣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土地问题能否解决好是决定封建社会秩序能否安定的重要因素，也是能否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封建经济的根本是农业，农业的基础是土地。唐朝前期的繁荣主要反映在农业生产的发展上。土地政策方面，唐代承袭了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轻徭薄赋，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去奢省费，提倡节俭。制定了一套检校人口的制度，规定每年一造计帐，每三年一造户籍。隋末丧乱而造成的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的残破局面迅速改观。唐政府控制的户数不断上升，唐贞观时户数不到300万，而天宝时在籍户口猛增至906.9万余户，5000多万人。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加上政府促进经济发展措施大力实施，使唐朝前期的经济迅速上升，至贞观四年（630年），出现了物价低廉（一斗米仅四、五文钱），牛马遍野，夜不闭户（全国全年判处死罪者仅29人）的空前繁荣景象，史称 “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被后称美为“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数。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的时代（郑綮《开天传信记》）。

　　（2）推行以农为本国策，兴修水利，重视农桑；畅通丝路大通道，扩大商贸文化双向交流；创立殿试，选贤任能，为社会发展进步创造条件。唐高宗继位后，继续推行贞观前期的治国方略，经济、社会得到进一步发展，不仅有贞观遗风之誉，而且大唐国力超过了太宗时代。然而，高宗体弱多病，御国大权逐渐落在精明皇后武则天的手里。高宗去世后，武则天废黜其子中宗、睿宗，从后宫走上朝堂。她任用酷吏，无情镇压反对者，以降服烈马的手段驾驭群臣。天授元年（690年），改唐为周，正式称帝，成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

　　武则天创立殿试，亲自选拔治国英才；设置武举，录取勇武之士；不拘一格任用拥护她的人；提高女性社会地位；推行以农为本的政策，奖励屯田戍边；收复安西四镇，维护丝绸之路畅通；重视文化，加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在她实际掌权的几十年间，经济社会获得长足发展。作为农耕社会生产力发展重要标志的人口，从太宗、高宗之际的380万户，激增为615万户。从综合国力和人才储备等方面，为开元、天宝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武则天被赞为上承贞观、下启开元的杰出封建政治家。

　　青少年时代就崭露头角的临淄王李隆基，在结束武则天逊位以来近八年的混乱政局后，在名相姚崇、宋璟辅佐下，锐意革弊布新，澄清吏治，禁用珠玉锦绣，不许臣下进贡求媚。改府兵制为募兵制。重视农桑，减轻封户租税，命部分僧尼还俗生产，抑制土地兼并，招抚流民，大力开荒，兴修水利。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农业、手工业、商业和文化全面发展繁荣。据学者研究，天宝年间人均粮食多达700斤。人们普遍知书达理，三尺童子以不言文墨为耻。诗歌、书法、绘画、雕塑、乐舞等成就辉煌，全国上下呈现出歌舞升平的“盛唐气象”。“万国衣冠拜冕旒”的京城长安，成为人口逾百万的国际大都市。盛唐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代，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强的大帝国。盛唐文明居世界文明前列，成为世人向往的中心。外国人称中国人为“唐人”。“唐人街”遍布海外，是盛唐在世界上影响深远的生动体现。

　　（3）加强工业管理体系建设，手工业、制造业生产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政府设有专门的手工业管理机构，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唐代私人手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据《唐六典·少府监》载，手工业工匠在就业前要根据工种技术工艺的难易进行训练或学习。其中金、银、铜、铁等金属的凿镂错镞等工要学四年；车格、乐器等制作要学三年；平漫刀矟等工学两年；矢镞、竹漆、屈柳等工学习一年，简单工艺学几个月乃至几十天的。这种对工匠的训练措施，无疑提高了工匠的技术工艺水平，对促进唐朝手工业生产的飞速发展起了技术和劳动力的保障作用。这一时期传统纺织、造船、矿冶、陶瓷、造纸等手工业技术达到新水平。唐代的造船技术有很大的进步，海船已用桐油石灰艌缝，海鹘船两舷置有浮板，以增加航行的稳定性，因而以抗沉性能强，稳定性好而著称。海外航行时用日、月、星辰来确定航行方位的天文航海技术也进一步熟练。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提高，促进了航海事业的发达，也为唐政府实行开放开辟了海外交通条件。唐朝的旧工业除改进推广外，还制立许多新工艺。镂版印染的夹缬法在唐朝以前已被推广，“遍于天下”（《唐语林·贤媛篇》），涂蜡印染的夹缬法，也很流行。唐代铜镜、金银器皿，以精致美观，巧夺天工而著称于世。秘（色）瓷烧制（“陕西法门寺出土佛指舍利等珍贵文物”，1978年5月30日《光明日报》第一版），陶瓷中釉下彩工艺的发明，唐三彩的问世，为我国陶瓷史增添了新的瑰宝。种茶和制茶业迅速兴起，到唐德宗时，茶税已成为唐政府中一项举足轻重的重要税收。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达为商业的繁荣提供了条件。都城长安和东都洛阳，以及扬州、益州、杭州等地成为重要的商业都市，汇聚着四方的物产和珍宝，沿海的外贸港口也迅速发展起来。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的繁荣，为唐政府采取开放策略创造了物质和市场条件。

　　（4）实施怀柔性民族政策，与周边少数民族和国家的友好相处，为唐朝经济发展、社会安定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唐朝对外和国内各族的政策是较为平等的。《资治通鉴》称为“爱之如一”（《通鉴》卷198）。唐政府对外的总策略是：“中国既安，四夷自服”。这一策略本身把国内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列在首位；唐初边境基本是偃旗息鼓。唐和边境以友好通商、“和亲”等发展关系。文成公主到吐蕃、太和公主到回纥，都带去大量随从人员，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人才。武则天时，唐朝给予突厥“种子四万余石，农器三千事以上”（《通典》卷198《边防典》）。回纥与汉族经常开展马娟和马茶交易，“大驱名马，市茶而归”（《封氏闻见录》卷6《饮茶》）。高昌和南方兄弟民族所产的棉布输入内地，促进棉花在内地种植。南诏的兵器、药物相继运到内地，汉族丝织农耕和建筑等技术传入南诏。内地的养蚕、纺织、耕稼、酿造、造纸、制墨等生产技术传入了吐蕃。文成公主还从内地“召致甚多木匠、塑匠，建甲达惹毛殿”（《西藏王统记·松赞冈保王章》）。松赞干布在唐高宗时派使者向唐廷“请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之匠，并许焉”（《旧唐书·吐蕃传上》）。唐时，汉历书、医学以及特产茶叶，也传入吐蕃。吐蕃的金银器物、纺织品、畜牧产品和药材等大量输入内地。汉族和各兄弟民族经济文化、生活习俗的交流融合，正是唐开放策略的体现，同时也反映了唐的文明是各民族人民智慧的共同结晶。唐朝对待各民族和对外的政策，减少了民族冲突，使唐朝有较为充足的时间发展生产。同时也保证了政令的真正贯彻实施，促进了生产的持续发展，国家的繁荣昌盛。

　　（5）加强与域外多民族的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形成了多元文化交融并蓄格局。唐朝都市具有浓郁异域风情，包含多元文明元素，展示出开放胸襟。《旧唐书·舆服志》说：开元年间以来，朝廷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由西域胡商出售的火烤、水蒸和油炸的各式胡饼，或酥脆可口，或热气腾腾，人人爱吃。波斯名酒三勒浆，由“貌如花”、“笑春风”的胡姬素手招客，并为客人跳胡舞助兴，生意兴隆。李白等诗人也乐往品酒赏舞，写下了不少动人诗歌。以虚帽、翻领、襟袖窄小、条纹裤和软锦靴为特征的胡服，是盛唐男女竞穿的时髦款式。今存的盛唐墓壁画、唐三彩俑、唐诗和文献记载中，都有大量出土文物和文字数据可证。外来的小狗、马、象、犀牛、豹、鹰和鹦鹉等动物，也备受唐人宠爱。如毛茸茸的小狗，是盛唐贵妇的宠物。杨贵妃有一条“康国小狗”，颇像今天的京巴狗。盛唐人还将马、象、犀牛调教成宴会上取乐的特殊“演员”。当优美的乐声响起，舞马“奋首鼓尾，纵横应节”或“衔杯上寿”；犀象“或拜或舞”。（参见《资治通鉴》卷218）外来的沉香等香料，深得上流社会青睐。他们用香料熏衣、沐浴、除口臭、净化室内空气、建宅、抹墙、娱乐等。外来的玛瑙等珠宝，被皇帝、贵族官僚用于赏赐、服饰和家具的点缀；外来的石蜜、紫石英等，被唐玄宗君臣用于养生延年。由此可见，来自天涯海角的“舶来品”，几乎覆盖了盛唐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大丰富了盛唐人尤其是上流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也对他们的思想观念及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

　　（6）经济社会的空前繁荣形成开放包容的盛唐气象。生逢煌煌盛世的唐人，尤其是年轻书生，都有一股奋发向上的强烈进取精神。他们渴望为明主重用，在治国平天下中施展才华、建功立业。李白在《将进酒》诗中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在《南陵别儿童入京》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杜甫说：“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后出塞》）他欲使君王成为唐尧、虞舜那样的圣贤，天下风俗淳朴。孟浩然自称“昼夜常自强”，（《书怀贻京邑同好》）与二、三友人“俱怀鸿鹄志”。（《洗然弟竹亭》）高适的志向是：“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塞下曲》）他们意气风发，充满活力，自强不息；或参加科举，力争金榜题名，博得一官半职，有的虽皓首穷经，失意科场数十年，布衣而死，也不后悔；或投笔从戎，仗剑去国，不畏边陲惊沙、风雪，虽马革裹尸也在所不惜，以求封妻荫子，卫国保家。总之，整个社会充满昂扬向上、朝气蓬勃的时代氛围。

　　盛唐人既有远大理想，又有脚踏实地的刻苦开拓创新精神。最能体现这种精神的，莫过于文化中号称最难的吟诗。因痴迷吟诗，王维走入醋坛，孟浩然眉毛尽落，崔颢苦吟体瘦。盛唐人开拓创新的成就的确辉煌：三千里嘉陵江山水画一挥而就的吴道子，使山水画为之一新。他突破北齐曹仲达“曹衣出水”画风，新创“吴带当风”风格，被誉为“画圣”。与他同师习画的杨惠之，自感不如，又不甘屈居其下，毅然改攻雕塑，终成一代泰斗。王维的破墨山水，韩干的马，张萱的仕女，李白的“口吐天上文”，杜甫的“诗史”，孟浩然的田园山水诗，岑参豪放奇特的边塞诗，颜真卿雄秀独出的真书，李阳冰笔力遒劲的篆字，张旭醉后呼号疾走或以头濡墨的狂草，僧怀素“天下称独步”的草书，李龟年的歌，李暮的笛声等，都是不落前人窠臼，自成一家。正是这些群星璀璨的盛唐人，不迷信权威作品，不止于前人成就，敢于独立思考，标新立异，才攀上了文化发展的众多峰巅，为博大精深的大唐文化增添了绚丽的光彩。

　　盛唐人虽还有灵魂不灭、讲究厚葬等传统观念，但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提倡顺应自然、推崇薄葬的人也有很多。他们认为，与世界上一切生物一样，自古以来，有生必有死，物盛必衰，这是天道常理，所谓灵丹妙药，也无法起死回生、长生不老。儒生贾德茂自感不久人世，告诫其子说：生者气聚，死者气散，聚散是天道常理。还有人认为，没听说富贵者永远吉利，贫贱者没有凶险，在生死面前，不论富贵低贱之人，都是一样的，上天也过问不了。在这种生死观基础上，盛唐人平静地应对死生。武骑尉王羊仁墓志作者说：人活着是暂时的，死如同休息，人不需惧怕。皇宫御苑总监茹守福染病后，召集家人，宣告死期。子女环绕他哭。他制止道：人生是生物之始，死亡是其之终，终始循环，天之常道，又何必悲伤。盛唐人把死亡称为迁化、倾、不禄、终等，少有恐惧悲痛的伤感色彩。对后事的安排，也毫无忌讳，从容不迫，或自选墓地，或预筑坟茔，或打造寿木，或亲撰墓志铭，或在墓室起居。由于他们把生死看得比较客观，乐天知命，生死坦然，不相信死后灵魂不灭，到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因而嘱咐家人不要像厚葬者那样，在墓中摆设生前用品、金银珠宝，那样只能招贼盗墓、抛尸荒野，后患无穷。

　　（二）陆海交通的进一步拓展，强化了商品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使南北经济区互联互通，促进了全国经济的繁荣，为盛唐开放策略的实施创造了基础条件。

　　封建社会的交通，是促进经济文化交流的主渠道。唐朝的交通比前一历史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自从汉代“丝绸之路”开辟以来，除短期间受阻隔外，这条陆上通道基本畅通无阻，唐朝以后，不仅陆上丝绸之路交往更加频繁，而且逐渐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通过陆海“丝绸之路”，我国与中亚、南亚、东南亚、伊朗、阿拉伯、直至欧洲和北非都保持着联系，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强化。唐政府除了进一步加强疏通古老的陆路交通外，为了加强同江南沿海的联系，漕运江南的粮食和物资到关中，很重视运河漕运的组织管理工作。唐对江南的经济联系主要是依赖隋开凿的大运河进行的。唐朝前期利用大运河与南方河流、湖泊构成一个水道网，“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提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制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日末且永日”。（《旧唐书·崔融传》）。公元733年，唐玄宗听从裴耀卿的建议，采取分段转运法，从而缩短了漕运的时间，进一步减少覆溺的损失，提高了运输效率。大运河成为唐时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对于加强南北联系和经济交流，促进祖国的统一、民族的融合和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发挥了积极地作用。从此运河中“商旅往通，船乘不绝”（《旧唐书·李勣传》）。运河两岸，江南沿海商业都市日益繁荣。杭州、扬州、镇江等发展成为物资和人文荟萃的繁荣城市。沿海的对外贸易港口，除广州外，福建泉州，浙江明州也迅速发展起来，通航于东海、南海和印度洋上，与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和非洲东海岸各国交往贸易日益频繁。唐朝东北与朝鲜、日本也加强了联系。唐政府通过上述几条主要交通干线，沟通了国内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联系，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为开放策略的贯彻实施创造了流通渠道。

　　唐朝实行开放策略的另一个重要经济原因，即唐的繁荣在整体结构布局上，经济中心由北向南的逐步转移基础上形成了长江、黄河两大经济区的有机结合。与此同时，唐朝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以交通为主体的基础设施的全面推进，为唐代开放国策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全方位开放策略的深度实施也为唐的繁荣注入了不竭动力。

　　二、盛朝全方位开放国策，初步形成了市场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形态

　　唐政府开放策略的实施形式是对内对外两种形式。对内主要是对广大人民及其各民族实行封建统治者所能允许的开放；对外主要是对各国的友好往来。唐朝实行开放的内容广泛且有其深度。

　　（一）对内开放格局的形成促进了较好的政治生态、吏制制度和政府办事效率的提升。

　　唐朝政权建立后，在政治上采取了较为开明和宽疏的政策，任人唯贤，虚心求谏，中央官员由2000余人精减为600多人。对不同派别、政见的人，甚至异己力量，只要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吸收到其统治者范围内，为其统治效力。唐统治者还选拔重用了不少地位较低的人，如：戴胄、马周、李勣等等。同时，唐太宗还用江南儒生为文学侍从之臣，以备顾问，笼络部分读书人。唐太宗的用人思想是：君子用人如用器，各取所长，（《贞观政要》）这一思想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超越了这一规范，发展到使用自己对立面的“人才”。这是封建社会用人史上的大胆创举。大家熟悉的魏征便是一个典型史例。魏征位居高位，为唐王朝的统治的确出了不少力。唐在用人制度上对少数民族，甚至外国人也是开放的。各兄弟民族和外国人在唐政府中担任文武大臣的，据新、旧《唐书》记载，就有几十人之多。少数民族和外国官员的入朝，对加强民族关系和国家之间的友好往来起了重要的作用。唐朝的用人制度比较固定的形式是通过科举这一途径而完成的。科举取士相对来说是一种开放的用人制度。它使下层社会中的有才能的人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为封建统治者不断输入一些有才能的人，防止官僚机体的老化，提高统治机构的办事效率。北朝末期，门阀制度以受到致命的打击。隋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采取科举取士的方法，设立了进士科，并建立起较完整的教育制度。唐朝又把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完备，向社会下层开放，使庶族地主中一些较为精干的人才，得以通过科举途径进入仕途参与政事。尽管科举制度存在很多弊病，但它较豪强门阀把持取士的制度有较大的进步，它对扩大知识分子的数量，激励人们上进，以及对当时的政治、文学、医学和后世的取士制度都有很大的影响，也对造就唐朝文化（如：唐诗等）的繁荣景象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唐时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开放。唐朝通过“纳谏”的形式广开言论渠道，使统治者能在较大范围内听取下层意见，这在封建专制社会是难能可贵的。魏征要唐太宗兼听广纳，“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是唐太宗初期统治的信条，这使一般地主阶级的下情得以上达，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了多种人的意见可以集思广益，有利于统治者决策。

　　（二）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促进经济文化繁荣，加快了以对外输出为主要特征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唐不仅对国内各民族实行开放策略，长安、洛阳等各大都市各民族人民经商、交流、.和睦相处。而且对其他兄弟国家也实行开放。外国商人在长安、洛阳、广州、扬州和成都等通都大邑，或开珠宝店、胡食铺、酒肆，或“举质取利”（放高利贷）。留学生进京城最高学府——国子监等读书，或参加专为外国人设置的宾贡科考试，入仕为官。艺术家或在宫廷表演胡乐、胡舞，或走江湖卖艺。宗教徒或翻译梵文佛经，或巡礼圣迹、寻师问道；或传播佛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等。旅游者饱览中华锦绣河山、风土人情，撰写游记。还有一些人，或以武功为将，或以专长待诏翰林，或为人效劳。这些外国人建宅买田，娶唐女为妻（不得带到外国），子孙相承，滞留于唐，多者数十年，有的甚至终老于唐。他们与唐人杂居，交往密切，和睦相处。早在贞观年间，已有所谓“胡着汉帽，汉着胡帽”之说。（《大唐新语·从善》）入唐日本人与唐人杂居。天长地久的共同生活，使彼此结下深情厚谊。《全唐诗》里有很多唐人与日本、新罗、天竺等国留学生、僧侣等交往的诗。在唐笔记小说中，记载有一些外国人，在弥留之际将儿女、珠宝等托付唐人，唐人不贪财色，妥善处理所委之事的故事。盛唐是中国人与世界特别是与亚洲各国人友好往来、共同发展和睦相处的时代。长安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大都市。

　　唐朝的市场是向各国开放的。长安、洛阳、广州等地居住了许多外商洽谈生意。尤以昭武诸国人、波斯人和大食人为最，与北非也有经济文化交流。永徽二年（651年）唐与大食建立了联系。拂菻（东罗马帝国）的使臣也几次来唐王朝。在唐朝的市场上四方珍宝都可以购到。新罗的工艺品、药材等都大量输入中国，史称新罗“所输特产，为诸蕃之最”（《唐会要·新罗》）。当时中国成为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许多波斯、阿拉伯和中亚的商人在中国定居下来，有的经营珠宝、香药，买卖丝绸放高利贷，也有的开店出售胡饼，毕罗和波斯名酒三勒浆等。九世纪中叶，大批朝鲜侨民居住在山东、苏北沿海一带，有的经营水运，有的务农，对中国沿海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唐朝在文化领域是对外开放的。唐朝时除大量使臣、商人来中国外，许多国家的文化人士也来中国学习和传授其宗教、翻译经典等。唐朝时随着东西交通的畅通，西方的袄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等宗教也相继传入。这些新的教派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教互相参透，不仅促进了宗教各派的发展，而且对中国哲学、科学技术、地理学、文学、建筑、艺术、医学、汉语词汇、音韵等等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唐代科举考试也向国外开放，唐时新罗、日本许多留学生来长安学习，有的留学生学成后在唐政府中任职，唐政府中有不少外籍官员，这在中外历史上是不多见的。840年，新罗留学生和其他人员一次回国的就有一百零五人。有的新罗人在唐朝应科举，考试及第。其中如：崔致远十二岁入唐，十八岁中进士，他的《桂苑笔耕集》，至今还在中朝两国流传。日本前后共派遣唐使十九次，多时达四、五百人。其中阿倍仲麻吕，十七岁时来到中国，取华名晁衡，同我国著名诗人李白、王维交往甚密，友情很深。同时，唐朝高僧玄奘到印度取经，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唐玄宗选择了经学家邢璕到新罗等。这些唐使者和到唐朝来的留学生，对传播唐朝的文化起了很大作用。

　　朝廷还专门设置鸿胪寺等机构，掌管对外事宜，为来唐的外国使节提供食物、翻译、医疗、丧葬、赐物、封官等优惠。对其他来唐者，朝廷和地方官吏也予以照顾。难以数计的外国使节、留学生、宗教徒、艺术家、科学家、商人和旅行者等，不畏茫茫沙碛或惊涛骇浪，潮水般地涌入大唐帝国，带来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唐朝实行对外开放的策略，吸收了我国各族人民和国外的科技文化成果，大大丰富了唐代文化的宝库。

　　三、盛唐开放策略的当代启示

　　（一）盛唐之所以成为当时世界著名的强大帝国和最大经济体，其主要原因是实施了比较开明的的开放国策，开放形成的多元文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因此，重视开放形成的创新文化对经济社会的促进作用，是盛唐留给当代的重要启示。开放为经济社会繁荣提供了不竭的动力，经济的繁荣为多元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进而形成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化。文化的繁荣反过来推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唐代经济文化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基础上持续发展，达到了所谓封建社会的“盛世”。同时，唐文化的繁荣，也促进了世界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这是开放带来的另一方面，可见，开放是互惠的。唐当时不仅是亚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枢纽，同时也与欧洲、北非直接或间接地友好往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唐文化对世界各国是有其影响的，只不过这种影响有大小多少之分而已。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在论述中国文化时认为：在欧洲数学的内容的诸方面都可以找到中国数学的痕迹（参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中译本第323——333页）。日本著名史学家井上清教授在谈到唐代日本学习中国文化时说：“唐朝的文化是（与）印度、阿拉伯和以此为媒介甚至和西欧的文化都有交流的世界性文化，所以学习唐朝也就间接地学习世界文化”（井上清《日本历史》）。日本著名佛教史学家镰田茂雄在谈到研究佛教史时说：“必须具备中国佛教的知识”。佛教传入中国，以中国为中心，传到渤海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东亚佛教文化圈（参见镰田茂雄《简明中国佛教史》序，上海译文出版社）。从上述几位国外专家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看法中，我们也可以窥见唐朝文化对当时世界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由于地缘关系和交通等原因，其深度和广度是不同的。中国文化对亚洲各国，特别是邻国朝鲜、日本影响很大。朝鲜的宗教、社会制度、科学技术、建筑、医学、风俗等等都深受中国唐代文化的影响，有些纯属于模仿。如：政治制度、建筑、科举等。日本学习中国的更多一些，迄今日本社会中有唐人的风俗保留。奈良时代的日本统治阶级极热衷于吸收中国的文化，“越是中国风味的，就越受古代贵族们的喜爱”，“越是中国式的东西才是古代日本的贵族文化”，“他们醉心于此：只要是唐朝的东西，不论什么都要尽快地传进来”（井上清《日本历史》）。日本大化革新是学习唐朝文化在政治上的反映。在此前后唐朝的政治制度、宗教、文学艺术、建筑、科学技术等大量地传入日本，成为日本人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和欧洲国家早有往来，但在地理上相距较远，不如亚洲各国交往频繁，但欧洲国家通过印度、中亚（安息）、阿拉伯、波斯等国间接或直接地和唐有广泛的往来。欧洲中世纪的贵族特别喜欢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等等。造纸术传到欧洲后，对欧洲的文化、科技、艺术、宗教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的药材、炼丹术、医学体系中的脉学也传入阿拉伯，间接地影响了欧洲各国。

　　（二）唐政府实施的开放国策具有全局意义，形成的开放格局具有综合性特征，产生的社会治理系统呈现出闭合与开放两个显著形态。这一重要历史经验为当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施提供了历史根据。

　　中国有传统的儒、道二教以及先秦诸子百家的杰出政治伦理思想，但在宗教思想和宗教文化方面则有其不足的一面。佛教传入中国后，宗教摄取了佛教等以后，便使中国思想扩大了认识的角度、广度和深度。同时，对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建筑、天文、数学、音乐、文学和医学等方面都有很大影响。佛教对我国医学影响较大。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的百一生病说，就是来源于佛教医学学说。印度的制糖技术受到唐政府的重视，唐太宗曾派人到印度，“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柞沈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新唐书·摩揭陀传》）。我国的佛教建筑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龙门石窟、天龙山石窟、响堂山石窟、北石窟寺、南石窟寺等等，便是融汇了中印建筑的精华，为我国建筑史增添了新的一页。

　　各种宗教在唐的广泛流行，对唐代文学有深刻的影响。文人墨士从各种宗教中学习思辨方法、“神韵”，艺术、美学以后又发展到“以禅喻诗”的风气。李白的诗多于仙有关系，分明是受道家神仙思想影响的；唐小说《虬髯客传》由道士创作，它是直接源于宗教的。佛教的“极乐世界”（即“西天”），道教的“仙境”，使人的主观思维进入到另一个“世界”，这种现象从哲学上讲是不存在的，而在文学构思上是不能不存在的。这种构思在较大程度上摆脱了传统的儒家伦理直觉思维方式的束缚，对我国文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唐时，印度来唐朝参加译经的僧人，见于记载的先后有二十余人。有一些僧人通医学、善治眼病。印度的天文学者在长安司天台中担任职务，参加历书的制定工作，并翻译了印度的九執历。这些工作对沟通中印文化交流，起了促进作用。

　　印度梵文传入中国后，促进了汉语音韵学的发展。人们在翻译佛经时给梵文标音（用汉字注音），发明了切韵。隋时已经有《切韵》，唐代也有许多研究音韵的书。僧守温还拟梵文字母的体系，择定了汉语的三十个字母。（参见《东方杂志》第31卷第14期，罗常培《中国音韵学的外来影响》）。切韵和音韵的发展对诗词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唐时音乐也受到外国音乐的影响。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骠国的王子率领乐队来长安，《新唐书·骠国传》详细记载了骠国乐的曲名和所用的乐器。最受盛唐人欢迎的胡舞，是出自中亚的旋转如风的胡旋舞、腾跃飘逸的胡腾舞和雅妙馨香的柘枝舞。王维和岑参等诗人对高丽、天竺（今印度）的音乐和歌舞怀有浓厚兴趣。盛唐朝廷的十部乐中，就有外来的高丽、天竺、康国（中亚撒马尔罕）和安国（中亚布哈拉）四部乐。

　　（三）盛唐开放国策影响下的女性解放思潮，催生了男女平等观念的初步形成。 这一历史遗产对促进当代进一步反对歧视女性，使女性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和权利，实现两性权利完全平等具有世界意义。为妇女争取平等权利，使她们具有与男子同等的地位，并能按自己的意愿选择职业和生活方式。在男权制社会，争取妇女解放意味着首先要制定保障女子在种族、性别、财产上完全平等及婚姻自由的法律。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消除阶级社会遗留下来的重男轻女（溺婴、束胸、缠足等），歧视、玩弄、残害妇女的传统偏见和习惯势力，逐步实现两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家庭各个方面的平等。

　　在开放的煌煌盛世，女性较少受封建礼教束缚，思想较为开放，行为较为自由。她们自信自强，已从初唐全身障蔽、面网垂颈的状态中走出，靓装露髻地出现在盛唐的人生舞台上，涌现出不少诗人、音乐家、舞蹈家、书法家和巧妇等，在中国妇女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章。可以说，她们和男性共同创造了盛唐文明。

　　政治上，武则天以后，宫廷女性参政成风，韦后、安乐公主和太平公主都欲步武则天后尘，再续女人称帝的历史。一代才女上官婉儿等也参与其事，尽管失败了，但也体现了女强人的风采。经济上，女性是中国古代传统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男耕女织”的一半，还参加女红、开店和做小生意等手工业及商业劳动。唐玄宗妃柳婕妤之妹，新创夹缬印染法。文化上，女性与男性一起参与对弈、拔河、击球、打猎、斗鸡、抛球、看戏、乞巧、斗花草、观竞渡（龙舟比赛），与文人墨客赋诗唱和，游春时甚至以红裙挂为“裙幄”，席地而坐赏花宴饮。公孙大娘的剑器，雄健绝伦，一舞动四方；王大娘的顶竿，技术高超，其妙入神，令人叹为观止。

　　盛唐女性尽管尚未摆脱重视门第、聘财、婚姻前定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中国传统婚姻观念的羁绊，但不少女性已开始冲破各种习惯势力的束缚，向往自主择偶的自由婚姻，也得到一些男性的理解与支持。如李林甫在大厅墙上开一横窗，每有贵族子弟拜见，便让几个女儿于窗中自选如意郎君。唐代宫女众多，玄宗时有四万。她们红颜入宫，白发而亡，能得帝宠者极少。一些勇于追求自由与爱情的宫女，或题诗红叶，投御沟漂出宫墙，寻觅知音，史载有的宫女因此获得好的归宿。在唐人传奇小说中，记载有一些少女为追求美满婚姻而不顾一切艰险甚至付出生命的动人故事。

　　盛唐女性爱美，服饰讲究，富有文化底蕴。头发挽成高髻、望仙、乐游、堕马等数十种发髻，并插入簪、梳、钗、搔头、花卉和步摇等饰物。脸部化妆则有“额黄”、“黛眉”、“花钿”、“点唇”等。耳垂坠子，颈系项链，臂套手镯，手戴指轮（戒指）。也有女性自恃其美而不修饰的，如杨贵妃三姊虢国夫人，不施妆粉，自炫美艳，常素面朝见天子。盛唐女性的服装，通常是由衫、帔和裙组合而成。衫是短上衣。帔是披在肩上的长巾。裙的色彩、款式颇多，有所谓七破裙、九破裙之类。石榴裙最流行，杨贵妃则独爱黄裙。女性还喜好穿丈夫衣服靴衫、戎装和胡服。最令人瞩目的是，她们穿类似西方女性那样袒胸露乳的服装（这些在唐代保留下来的壁画、塑像里得到印证），在大庭广众中，落落大方地展示独特的女性美，如《逢邻女》：“日高邻女笑相逢，慢束罗裙半露胸。”盛唐女性化妆和服饰的丰富多彩与超前，是盛唐经济发达、生活富裕，情趣高雅、身心健康、珍重生命、乐观向上的表现。

　　这一切都说明盛唐不仅是开放的国度，同时它的繁荣也吸收了许多外来文化因素的，开放策略对唐朝的作用显而易见，开放是双盈互惠的。

　　小     结

　　基本国策是国家规范全国范围内较长时期行为的总政策和在某一基本领域所实行的主要政策，在政策体系中处于最高层次，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基本国策的渊源与历史的积淀和盛唐国策的延续有密切联系。当代中国基本国策体现形式主要有以法律形式确定、以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形式确定、以政府工作报告形式确定、以计划纲要形式确定、以政府白皮书形式确定、以政府规章形式确定和以领导人讲话形式确定等多种形式。其内容主要有对外开放、保护耕地、长治久安、环境保护、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计划生育、男女平等、保护资源和水土保持等九项内容。盛唐时期推进的对外开放、保护耕地、长治久安、男女平等等，对当代仍然具有重要启示。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以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明而著称于世（迄今世界各地的唐人街、把中国人称为唐人就是证明）。这一时期全国基本统一，社会较为安定，国内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在此基础之上，唐政府在经济、政治、文化、商业和宗教诸方面基本上实行了全方位开放国策。唐朝的开放包括对内对外两个方面：对内开放，它包括对广大人民及少数民族实行较为平等的民族政策，通过科举考试吸收下层人士参与统治阶级集团，以“纳谏”等形式在言论等方面采取较为自由宽疏的政策，这在某种程度上采纳了下层建议，以资统治，造就了唐朝的开明统治。唐朝文人可以评论时政，杜甫先生的诗多有指责当时政务的，他揭露了当时尖锐的贫富对立，他写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无贵贱不悲，无富贵亦足”（《全唐诗》杜甫七《写怀二首》之一）。这种现象是继春秋战国以来学术界较为活跃的又一次体现。唐朝对外开放通过开放市场、接纳使臣、宗教人士、留学生等方式来进行的。唐和东南亚、中亚、北非直接交往，通过阿拉伯人间接地和欧洲进行交流。在两河流域和阿拉伯、埃及开罗附近，发现了唐代的青白瓷器，我国新疆地区亦发现了波斯、阿拉伯银币九百余枚，这一切都是东西交往史的历史见证。

　　唐朝之所以能广泛地和各国进行友好往来，有其深刻的经济基础和政治背景。唐朝除了黄河流域的经济区外，长江流域的经济也得到了发展，唐朝两个经济区域的经济基础，超过了我国历史上的两汉王朝经济实力。江南交通唐时进一步连成交通网，沿海城市的兴起，使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交通互相沟通互补，为中外交往创造了条件。经济的繁荣，国力强盛，为唐较大程度地实行开放策略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

　　唐朝的开放策略大大丰富了唐朝的经济文化。唐朝各大都市居住着各国的商人、留学生、传教士等等，聚焦了四方珍宝。唐时中国成了世界性的交流枢纽和世界都会。各国人民把唐朝当作交流中心，互相友好往来，学习他国文化，大大丰富了本国的经济文化生活。从这种意义上讲：开放是双盈互惠的，中国的文化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其它地区的文明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说，人类的文明在世界史上是互相交流、融合促进而形成的。

　　综上所述，唐朝的开放国略，对唐朝经济文化的繁荣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对当代中国和世界文明仍然具有积极影响。开放机制使关闭形态形成内部调节系统，不仅在理论上有其重要意义，而且在实践上有其不可低估的作用。开放机制使机体内部处于不断调节和自我完善、更新的状态，这不仅对事物本身的发展是十分有益的，同时，开放机制对外部事物的影响也是不能忽略的，这是由开放本身就是一种交流的属性所决定的。开放使封闭稳定状态处于动态，在动中求“静”。开放系统的另一种作用就是使机体内部的各种不利因素，通过正常渠道排出（更新过程），新的东西通过正常渠道输入。这一过程避免了机体的老化，不至于使机体内部积久的矛盾导致总爆发。开放策略在促进经济、文化繁荣上其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对社会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唐朝统治者所采取的开放策略，不管当时他们意识到其作用否，但其客观历史作用是不能否认的。

　　注释：本文1985年夏初稿于四川大学，本次刊登时稍作了修改。